白宫希望拥有一位积极降息的美联储主席。但如果提名一个毫无市场信誉的政治附庸，债券市场会立刻作出惩罚——长端利率飙升，实际借贷成本反而上升，降息的目的就被完全抵消。因此特朗普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人：愿意降息，且能被市场接受。 沃什恰好填补了这个空间。他的鹰派底色为市场提供了信心基础，而沃什近期围绕AI生产率构建的叙事，则为降息提供了一个听起来有理论支撑的逻辑框架。

人民币汇率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友好。在出口不发生超预期变动以及美元偏弱运行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人民币有望温和升值。 利率非汇率的唯一决定因素。人民币汇率的结构性韧性，来自于经济基本面、政策预期与市场信心的共同支撑。 跨市场配置抓住三条主线：经济复苏定方向，PPI与盈利定节奏，美联储政策定冲击。

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既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降息”，也是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约束下更可控的政策传导选择。 在股市持续上涨后，监管层已出手调控。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全面降准和降息都非合适时机，而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不仅方向精准，且影响可控，是央行当下最适合的选择。 年内进一步降准降息的时机，取决于政府债供给节奏、存款重定价带来的负债成本变化，以及物价回升的真实进展。

在90.6%的行业里，企业境外业务的毛利率均高于境内业务。 “出海没有捷径，选对市场是第一步，坚持本地化是第二步，保持耐心是第三步。”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广东1543家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3981单新发放贷款将获得6000多万元财政贴息，涉及300多亿元贷款。此为新政之后首笔贴息公示清单。 不仅勇穿禁区的“中试贷”，广东省内不同银行的科技创新模式也开始在省内外复制。 按35%的贴息比例测算，相关企业贷款年化平均利率降至1.49%。

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当我们今天再谈批发和零售业时，真正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已经不再是毛利率有多高，而是其是否有能力组织起一套更高效、更稳健、更智能的系统，让消费者、品牌方、供应商、社会资源等多方更好地协调运转。

截至2025年6月末，“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这是我国首次披露全口径科技贷款规模。与绿色和普惠贷款相比，科技贷款规模最大，加权平均利率最低。 2025年以来，所有受测评银行均搭建了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专职团队服务科技企业客户；已设立或计划设立AIC公司的银行从5家增至10家。 银行业科技金融“增量扩面降息”，但一些实力较弱的区域银行未将科技金融作为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