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既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降息”，也是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约束下更可控的政策传导选择。 在股市持续上涨后，监管层已出手调控。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全面降准和降息都非合适时机，而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不仅方向精准，且影响可控，是央行当下最适合的选择。 年内进一步降准降息的时机，取决于政府债供给节奏、存款重定价带来的负债成本变化，以及物价回升的真实进展。

在90.6%的行业里，企业境外业务的毛利率均高于境内业务。 “出海没有捷径，选对市场是第一步，坚持本地化是第二步，保持耐心是第三步。” （本文首发于2026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息）

广东1543家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3981单新发放贷款将获得6000多万元财政贴息，涉及300多亿元贷款。此为新政之后首笔贴息公示清单。 不仅勇穿禁区的“中试贷”，广东省内不同银行的科技创新模式也开始在省内外复制。 按35%的贴息比例测算，相关企业贷款年化平均利率降至1.49%。

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当我们今天再谈批发和零售业时，真正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已经不再是毛利率有多高，而是其是否有能力组织起一套更高效、更稳健、更智能的系统，让消费者、品牌方、供应商、社会资源等多方更好地协调运转。

截至2025年6月末，“科技贷款”余额达44.1万亿元。这是我国首次披露全口径科技贷款规模。与绿色和普惠贷款相比，科技贷款规模最大，加权平均利率最低。 2025年以来，所有受测评银行均搭建了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专职团队服务科技企业客户；已设立或计划设立AIC公司的银行从5家增至10家。 银行业科技金融“增量扩面降息”，但一些实力较弱的区域银行未将科技金融作为主攻方向。

在各组别中，大规模机构，投资优势越明显；中等规模组别中多希望探索AI赋能；小规模公司的投资能力则分化极大。 在利率持续下行周期里，要把30年国债当“压箱底券”，踩准一级市场发行节奏分批加仓，用久期换收益；严控信用下沉，只留AAA城投、央企ABS（资产支持证券）等“硬通货”做收益加厚垫。 在权益市场上，采用“哑铃双仓”策略：一端以高股息的稳健分红股为战略底仓；另一端在交易性账户里捕捉成长股波段交易机会。

除最近的陕西外，仅有北京自2023年开始提前还债。 前几年发债利率较高，现在提前还一些，对政府来说是划算的。

两年半间，存款存量和增量主要来源均为住户单位，贡献度甚至超过50%。住户单位的“定期及其他存款”则是贡献最大的单一来源，增量竟占总存款增量的六成。 短期贷款增速接近中长期贷款增速，并于今年上半年超过后者；银行中长期贷款投放速度不及“存款定期化”速度，实体企业借贷短期化倾向明显。 受市场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上市银行对公业务利息收入成为对收入增速拖累最大的业务； 信用卡业务是上半年唯一负增长的个人信贷业务。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在零售信贷占比达54%，增幅仅0.37%。 16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速超过同期贷款增速，银行资产质量对信贷增速的压力犹存。 但越来越多的银行对资产质量“心里有底”，不再采用更为审慎的风险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