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拍的人,被忽视的伤害

未经对方同意下拍摄或录影对方私密部分(如裙底)都属于偷拍。“偷拍不是小事,而是违背对方意愿的性暴力行为。”

大多数被偷拍者对自己的受害经验感到不知所措,被偷拍之后,她们常常产生情绪不稳定、自责、不愿外出等念头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周建平

(卢俊杰/图)

几个月前,一则有关偷拍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新闻中,一位女主播发现朋友送的镜子里装有偷拍设备。她报警后将此经历分享在社交媒体,却遭到网暴。有人说是炒作,也有人指责她的主播身份,在那些充斥着暴力的言语中,也有一些女孩分享了自己被偷拍的经历。

在移动设备高度发达的时代,偷拍并非难事。只消动动手指头,一段未经许可的影像生成,其后被上传到网络传播,或是定价销售,都远非被拍摄对象的个人意志可以左右。

任何人都可能被偷拍,而这一切与受害人的衣着、样貌没太大关系。虽然偷拍者男女皆有,但根据国内外目前的统计数据,被害人往往以女性占绝大多数。学界将偷拍、偷窥归为影像性暴力的范畴,在众多性暴力犯罪中,偷拍是最日常与隐秘的一种。

关于偷拍,最典型的误解就是:这是件小事。很多人会低估偷拍对受害者的伤害,而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被偷拍者对自己的受害经验感到不知所措,被偷拍之后,她们常常会情绪不稳定、自责、不愿外出,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轻生念头。

一位受害者形容自己被偷拍的经历时说道:“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伤害盖过了一切,它会影响你的情感、身体、工作、人际关系,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个毛细血孔。”

只是,囿于取证与定罪困难、社会观念重视不够,大部分受害者都选择了隐忍。

偷拍不是小事

刘心做娱乐主播三个月有余,每天直播六个小时,她和粉丝聊游戏、谈八卦,却甚少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

虽然从业时间不长,但她始终保持着某种警惕。“我觉得直播一直处在风口浪尖。”她常在经纪公司门口撞见蹲点的粉丝,“在门口偷拍。”

2022年3月,刘心从经纪公司辞职,计划做自由主播。通过公司同事介绍认识的网友张磊听说后,便寄了化妆镜和补光灯等直播工具给她,当作礼物。

她犹豫再三还是收下了。本来想等礼物收齐后,一并道谢和还钱,可还没等到这么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卢俊杰/图)

收到化妆镜后的几天,张磊一直热络地与她聊天,话题总会带到化妆镜。她觉得烦,“怎么总关心我有没有用它?”有次她没回微信,直接收到对方的连环电话,还未开口,对方便急不可耐地解释:“忘记告诉你,这镜子有特殊功能,裸体美颜瘦身。”

刘心意识到不对劲,用螺丝刀撬开化妆镜,看到布满电线的内核,她懵了,将眼前这幕拍下发给学计算机的朋友,朋友说,可能是偷拍装置。听罢,她“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懵,是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偷拍后的第一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惊惧与愤怒。

过去几周,《南方人物周刊》联系了一些被偷拍的女孩,她们中有的在图书馆被偷拍,有的在独居的家中被偷拍。那些场景都是很日常的。

内蒙古女孩坨坨长期独居,两个月前的一晚,她在一楼家中洗澡时,余光瞥到墙壁窗户上多了一只白色手机,她反应了几秒,“整个人都吓傻了”,立刻拉开窗户骂了几句。

偷拍者消失于一片漆黑中。花洒还开着,水流汩汩,出于本能,坨坨将浴室的灯关掉了。她在水流与黑暗中呆站了半小时。

何苗是一位大学生,6月下旬,她在图书馆自习时,对面突然坐下一个男生,拿着手机在书桌上下来回游走。如此重复几次,她起了疑心,径直走过去,发现屏幕里的视频正是穿着紫色裙子的自己。

她向周围疾呼“我被偷拍了”,引来围观者,将二人围在一个圈里。偷拍者狡辩称自己手机掉地上了。向《南方人物周刊》复述这段经历时,何苗仍觉得愤怒。她注意到,自始至终,偷拍者并未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事发前一个月,何苗的学校曾发生另一起偷拍事件—— 一个女生上厕所时被偷拍了,偷拍者被发现后删除了证据,被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

一份针对南京大学在校生、校友和教职员工群体做的《2018年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基于对1586份问卷的分析,大部分性骚扰案件均为非接触型性骚扰,其中包括裙底偷拍。

男性也有可能是潜在受害者。一篇聚焦于遭偷拍男性受害经验的研究论文指出,一方面,受限于传统男子气概的框架,男性在被偷拍后陷入“难求助”、“难开口”的处境;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受害者性别脚本往往认为只有女性能成为受害者,男性从未想过自己也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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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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