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颜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在创作视野、方向，还是深度方面，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代初，聂华苓到访武汉，对后来以武汉大学为首的作家班的创办产生深刻影响。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曾在《我记忆中的作家班》一文中写道，“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

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的看法，1933年后留在德国的作家几乎没有创作出不错的作品。 面对重大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反应多么不同。悲伤与愤怒有多少，投机和谄媚就有多少。世界总是在变化，美德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站队那么简单。

二十多年前，他去都江堰参加一场笔会，站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古堰上，望着水中的漩涡发呆，这是流逝与永恒在对话。 “先人的事迹一旦与风景相交融，便有了弥足珍贵的厚度与温度。”

一个强势人物出现，能够厘清利益关系，并且为小区奠定比较好的规则与制度，才能实现从混乱走向秩序的转型。这个强势人物也不会一直强势下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留下一笔制度化的遗产之后，后面这个小区就可以从“强人自治”进入到“常人自治”。 “人们首先要为自己附近的日常生活负起责任来，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即使是在一线城市，业主自治也还很不成熟。”

一个一个的考古点，多年后在王炳华的脑子里连成了一个大的历史画面，这个画面是传世文献中难以见到的样子。

“冲突双方不都是深陷于自己的悲惨遭遇，而对另一方的遭遇却熟视无睹，甚至充满敌意吗？”

“这是一种新的历史小说的观念，就是要用内心的声音，呈现她们的人物形象，因为这人物在历史中消失了，只有通过让她们说话才能呈现。”

如果年轻人感受不到人文氛围，或者说，缺少人文熏陶，就会有一些东西——比如激情——在有些人身上慢慢失去。 今天的哲学前所未有地感到乏力，哲学没有能力提出一种宏阔的社会愿景和蓝图。

“敦煌文献很好玩，它就是边边角角都有一些字，这些字就有些关联。有的是物理上拼在一起，有的是内容上拼在一起，内容上拼其实更见功力，更见满世界寻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