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教师，可能出于感情或义气而把第三方的调查问卷让学生填写，那首先是滥用临时性的教师权力损害学生与家长权益的问题，突破了职业伦理的边界；其次也会有同样违反科研伦理的问题。至于调查问题中的问题诸如最底层“工作最不体面”充斥了对低收入者的蔑视，反而是最小的问题了。

社会上存在对学历文凭的广泛强劲需求。尤其体制内，学历的有无与高低往往是升迁、评职称以及工资与退休待遇的决定因素之一，权重不小，这就有提升学历的要求。对毕业生来说，学历是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报考公务员对专业与学历也有要求。总之，学历的需求场景很多。

每一名家长都应该了解与关心，孩子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做什么，喜欢看什么书，热衷于玩什么游戏，上网看什么内容，课余时间去哪里玩，实时关注孩子的言思学行，这就需要家长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拓展孩子的思维视野，引导孩子建立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逐步培育孩子的良好生活习惯与自律能力，这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上瘾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旦孩子的内在精神世界变得强大起来，那么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那些瞄准人性弱点的“上瘾”产品也将不攻自破。

为什么要卖惨？这里面蕴含着一条从求助到卖惨、从真惨到假惨的发生路径。 一个客观事实或规律是，惨能激发公众的同情心与同理心，越是显得惨，募得的钱越多。路边的乞丐，缺胳膊少腿的比四肢健全的能得到更多的施舍，道理是一样的。

神木能开出比深圳还要优厚的条件，底气是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而神木的高GDP和财政收入，都是拜煤炭所赐。但问题在于，煤炭价格也有周期性。2012年起的煤炭价格暴跌，让神木经济遭遇了寒冬。后来随着煤价回升，神木经济才重回正轨。 随着出生人口减少，学生人数下降，需要的教师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到时候，现在招聘的教师，何去何从呢？还能维持那么高的待遇吗？

无论出于猎奇、跟风、耍酷，还是因为被迫、裹挟、胁从，未成年人总有一定几率接触到类似游戏，简单的“提醒”“通知”恐怕不一定管用，学校与家长理应从两个方面着手防微杜渐：其一，考虑动用惩戒权，给未成年人建立“死亡游戏碰不得”的认知；其二，从防范校园欺凌的高度来认知类似游戏，严肃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校园欺凌因素，以强制专门矫治的手段惩罚与处置相应的欺凌者。

对于“网络炫富”的认知，本身也应分层次来讨论。努力创造财富代表的是向上提升的工作伦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反之，期望“一夜暴富”或是不择手段致富，反映的则是向下沉沦的伦理。弗兰西斯·培根在随笔中有感而发，“别为炫耀而追求财富，只挣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施之有乐且遗之有慰的钱财。但也别像修道士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对金钱全然不屑一顾。”在“网络炫富”盛行的今天，这段写在四百年前工业革命前夜的隽语仍不失为持平之论。

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于，医生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外科医生手中握的手术刀，内科医生熟稔于心的诸多药物药理，既可以用来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既可以从患者的最大利益出发来救人，也可以从自己经济、学术等方面的最大利益出发来捞钱、攒技能。这就内在要求学医者最为重要的是道德，有道德，学医天赋差一些，或可以当个全科医生；没道德，天赋越高，越会钻营，为害也就越大。

如果编制带来了很高的“经济租”，那么就会有学历、条件或资格远远超过做这份工需要的来申请这份工，就会出现众多硕士竞争一个有编的清洁工岗位、名校博士去当有编城管的“咄咄怪事”。很多人替这些高学历人士惋惜，而更大的问题，是这些人以高学历为筹码争夺编制的“经济租”而胜出，纳税人多出了钱并没有导致更多的产出，更应该替纳税人惋惜。

确实有法规要求包括理发店在内的公共场所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卫生检测。但是，每年一次的卫生检测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这次检测合格了，就能保证这家店全年都合格吗？ 对公共场所的卫生安全，应该重在日常监管，而不是靠每年一次的“检测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