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见字如面：与穆旦的通信及其他

穆旦与周与良，1949年12月23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小城Jacksoonville拍的结婚照。

十七年后

1965年，我和穆旦又有了联系，算起来距分手已有十七年了。这时我正在南京郊区的江宁县乡下参加“四清”。

推想起来，应该是我先写信给他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萧珊和他通信蛮多，没准我是从她那儿知道了穆旦的地址。但究竟怎样，记不清，也用不着考证了。

自1948年之后，和穆旦就失去了联系。他回国我早就知道了，也没写过信，不知道话该怎么说。就像说到一半的话被打断，打断了就接不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了许多书，都是翻译的，他托人带了他翻译的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集》给我。上面只题了“静如留念”几个字，并没有附一封信。没有日期，具体是什么时候送我的，托的是谁，怎么也想不起了。书是1955年出版的，和我译的《呼啸山庄》是同一年，推想总是出书以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以前的事吧。

我想写信谢他的，后来也没写。1948年是那样告别的，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他是要面子的人，我也是。我猜他对我是有意见的，虽然我什么也没做错。我对他说“是她找我，又不是我找她”，虽谈不上耿耿于怀，也不认为他是在撇清自己（你们现在说“甩锅”就是这意思吧？），但要说一点不介意，肯定也不是。几年过去，要写信就会想到这些，时过境迁，写信提也不是，不提也不是。而且，忙出国、忙家务、忙教课、忙孩子，此外还不停地有运动什么的，时间一直占得满满的，没功夫想别的。

1958年，他因顶撞领导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事，我是多少年后才从巫宁坤口中听了个原原本本，但事情的大概，尤其他戴上的这顶帽子，早就知道了。“历史反革命”是不得了的罪名，“反革命”分“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比“右派”还严重。“历史反革命”是过去有问题，穆旦有什么问题呢？还不就是加入远征军？这就是他的“历史”，只要沾上国民党，当时就是“反革命”，民国的“军、警、宪、特”，差不多是最反动的，穆旦是当翻译的，都没听他说开过枪，但属于“军”啊，后来我看到他简历里填的“身份”，居然是“伪军官”——当汉奸才叫“伪”，汪精卫的部队叫“伪军”，政府叫“汪伪政府”，那时候，民国的也都“伪”上了：“国民党伪政权”“伪国大”（国民代表大会）……当然不是他自己要这么填。

那个时候我日子也不好过，前面提到，在《雨花》我挨了批。当时很苦恼，向巴金、萧珊诉苦。但是比起穆旦，我的压力都是“虚”的，他才是被彻底打入另册的！他的罪名是法院宣判的呀，工资降级，还要接受监督管制。黄裳被打成“右派”，我和萧珊在信里感叹过一番，穆旦和我们关系更近，照说信中或是见面也会说到的，可我完全想不起我们之间提到过。也许是得知消息后太过震惊，噤若寒蝉，提都不敢提了。

不提不等于不会想到。一想到，就会想：他这“历史反革命”的日子可怎么过？简直难以想象。我们都是很需要友谊的人，但我看到他给萧珊的信（是《穆旦诗文集》出来后才读到的），萧珊怪他写信不疼不痒冷冰冰，他向萧珊保证她是他最好的朋友，证明是，她是这世上唯一和他通信的人。这信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穆旦给平明译外国文学名著时写的，他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之前好几年的事，那时写信都这么小心翼翼，可想而知，戴帽子之后，更是与世隔绝了。他原本就很谨慎，这种情况下，绝不会主动给朋友写信的。就凭这一点也可以肯定，恢复联系，是我先写的信。

1962年，巴金一家在寓所。

失而复得的友谊

挨批的时候不会写，挨饿的时候也想不到写，1962年以后气氛宽松些了。写信的念头不时是有的，真的写却还是要有契机。安静下来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写信。在家里整天有忙不完的家务，各种琐事，静不下心来。1964年到乡下搞“四清”，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一个人了。住在老乡家里，也不怎么劳动，白天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