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也令人回想起一则旧闻。2006年10月8日的《青岛早报》曾报道了一桩奇闻：山东一名千万富翁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也要“过一把官瘾”，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前山东省××厅副厅长”等假身份四处招摇撞骗，但其目的并非钱财，“纯粹是为着这个身份、这个感觉”。此次事件中，张某尽管未能成功推销书籍骗财，但其无疑弄到了“这个身份、这个感觉”，过了“官瘾”耍了官威。

面对“光伏下乡”，所谓商家为农户“免费”安装也好，地方以补贴方式大面积推广也好，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农户都要算好账，小心踩中陷阱。

基本事实是有些商家打着“扩大内需”“享受国家科技产品下乡补贴”的幌子对乡下的无知老人进行欺诈。

与四年前相比，劳动教育获奖项目的比例明显提高。2018年获奖的有452个项目，涉及劳动教育的项目仅有1个。 “这些高大上的植物种在这里，孩子们可能一学期都没有来过一次。成本至少上百万，作用如何却很难说。”左璜说。

酒没喝光，父亲就站起身，跟我握手。从前只有重要时刻，譬如我下乡、回城、出国，他才跟我握手。他的手很粗，像在单位锅炉房撮煤那几年一样，长了茧子。

三农要发展，应当把“三农问题”改成“三农的现代化”。首先要改变身份意识，农民城市居民这个身份意识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居住场所的选择。 近年来，中央也提出不要将优质资源都投入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应分散投入到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域。以后，人们从农村可以流向三四线城市。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字，实现人的双向流动，才能均衡发展。农民有进城的“中国梦”，城市的人也有下乡的“中国梦”。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06日《南方周末》）

农行在西藏创新金融工具，挖掘“致富带头人”产业扶贫。并且，难得的是，推进农户信息建档、建设县域信用体系，精准扶贫过程中，训练出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必备的现代商业、金融意识。 “除了日常营业，我们定期还要下乡。”嘎玛土邓多吉说，每周都会驾车几个小时去往不同的地方，入户拜访。按照行里的统一要求，基层营业所需要“三天坐班、两天走村入户”，执行“3+2”制度。

2003年，放映队第一次来到兴隆峪村，当时村里人多，一说演电影，还在准备的时候就有不少人围过来，周边屯子的人也来，小小的村委大院里围了一圈又一圈的观众。 2003年开始种大棚之后，当地村庄发生了巨大变化，那种日复一日，依着农耕时节劳作生活的氛围逐渐消失，对村里的种棚大户唐荣贤来说，她很难有时间赶上傍晚六点多的露天电影放映。 老兵们年岁大了，放映机先进了，电影放映带来了更多社会荣誉，锦州东湖公园甚至修建了一个老兵电影放映基地和老兵电影放映队展览馆。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