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孙歌的《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书名中的“戈迪乌斯绳结”是一个细节待考证的历史故事。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攻入戈迪乌斯城，在神庙看到了戈迪乌斯绳结。曾有无数智者或勇士尝试解开此结，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到来，他一剑把绳结劈开。 在《戈迪乌斯绳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六位思想者如何拒绝一剑劈开绳结的诱惑，直面日本战后的复杂处境和问题。“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再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很难说日本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佩斯科夫说。

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择捉岛）。俄方消息称，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回顾历史，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往往始于安全焦虑不断积累，始于军事预算持续增加，始于社会逐渐接受“为了安全必须扩军”的逻辑，始于对战争历史的重新解释，最终则可能表现为军事力量反过来塑造国家战略。

日本情报能力的提升，与军事领域的激进转向，形成了系统性共振。“军事行动空间扩大到哪里，情报需求就会跟进到哪里。情报改革又将反过来提升日本突破传统防卫框架的实际能力”。

二战硝烟业已散去，能否在塞姆式的、悲观阴郁的政治观与历史观支配下，为欧洲与世界的未来保留一丝希望呢？作为拉斯特的门下弟子，布伦特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蒙森和塞姆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当法西斯强权与侵略肆虐时，一群澳大利亚码头工人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他们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朴素的良知：“不能帮助杀害无辜者。”这种选择，在今天依然闪耀光芒。

谁能想到，二战中躲过日军轰炸的“功勋舰”，时隔数十年后再次被日式武器击沉。 日本军事力量重返菲律宾，重新揭开了二战时期的痛苦记忆，包括暴行、屠杀、强迫劳动以及至今未解的“慰安妇”问题。 菲律宾人权国际联盟直斥：“美国正在把菲律宾拖入一场代理人战争。”

鲗鱼涌，这个和香港二战后现代文学紧紧相连的地方，还能找到1974年乃至更早时期的战后香港风貌，这些地方浓缩着时空，浓缩着故事，让我们理解香港何以变成今天的香港。 鲗鱼涌的模范村带有低密度花园城市的特点，那里封存着近70年前解决住房问题的实验理念，可惜这个经验并没有得到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