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以中国法制史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红楼梦》中女性群像的悲剧意义。她将清代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生命和意志的系统性漠视，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命运相互对照，指出《红楼梦》除了家族兴衰、才子佳人的主题之外，实则是一部深刻书写女性群体命运的时代之书，通过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贾迎春等人物，揭示了清代女性以死求公道的结构性困境。柯岚认为，曹雪芹以文学之力记录并尊重这些被历史湮没的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文本之一。

倘若诬告者可以“零成本”地进行公开的虚假指控，在事后又可以“美美隐身”，对承受极大痛苦的受害者无疑是极不公平的，也会持续构成负向激励，助长诬告之风。本案中，当事人肖某某有权依法请求司法救济，校方也有必要取消记过处分，洗刷当事人蒙受的不白之冤，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价值观当然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分际在于是否正义公道，尊重自然权利、自然法，是否有利于家庭、小共同体、社会与文明的绵延。在某个阶段，偏颇乖僻、摧毁社会共识、破坏文明根基的价值观可能盛行，甚至还可以用来挣钱、挣大钱，但这绝不是正当的生意，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也是有害于社会的。

造谣诽谤与诬告陷害会给受害者带来“社会性死亡”的人格权利受损，对他们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造成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涉事人员出于何种目的，造谣诽谤带来的侵权后果都可以非常严重。公权力理应摒除“性别偏好”嫌疑，一视同仁地打击造谣诽谤行为，震慑那些潜在的幸进之徒，同时依照比例原则给予受害者对等的司法救济，还他们一个公道。

“乡愿，德之贼也”，精准地揭露了“老好人”的危害性。看上去人畜无害，却因为对谁都不敢得罪、不愿说“不”、不能主持公道，从而导致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风气败坏，也令一个家庭失去凝聚力。

报道刊发前，程海燕愿意实名。我相信，经历并处理过如此重大的人生跌宕，程海燕一定会比她自认为的更坚强。

你的判断力是否就是比下属的判断力强，你做的事情是否就是比下属做的事漂亮。归根结底，作为一个领导，你有没有威信，是你的业务能力以及人品说了算。当你德才皆备、处事高明时，哪怕你是一个“空降兵”抑或一个后起之秀，也照样会被下属敬服。

受害者有权索求正义，与TA最终能否得到正义，是两件事，前者也不能自动导向后者，而是需要受害者本人“做功”。杨妞花不放过人贩子，也不认为仅仅把人贩子判刑就够了，她不仅仅是这么想了，更是这么做的，做到才是难能可贵的。于她而言的直接动机，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父母讨回一点公道，而她同时也为所有被拐卖的孩子及其家庭讨回了公道，也给我们这个社会树立了正气与血性。

结婚需要两个人的合意，但若是一方觉得过不下去了就可以提出离婚。如果双方“和平分手”的话，大多会直接协议离婚领证走人。而如果双方一定要闹到法院、以起诉的方式离婚的话，多半是因为在财产分割与抚养权归属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不得不让法院来主持公道。

本案后续处理中的种种疑点、当事人与受害者的身份特征，无疑都是引发舆情的主要原因。本案中当事人的身份引发关切，公权力理应严肃深入调查本案，澄清疑云，还原事件全貌，给当事人一个公道，给公众一个交代，只有这样才能擦亮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