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网站2021年刊载的调研文章《代孕的司法困境及解决》显示，在选择代孕的调查样本中，因委托人或其配偶存在生理障碍，无法自行孕育子女的占到60%。 相较于代孕子女抚养权归属的争议，孩子的身份确认、户口登记，是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前提。

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羽中被指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靠校吃校”，搞权钱交易。 2025年12月6日，大湾区大学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行成立大会。 最高检、司法部联合印发《依法保障律师阅卷权利工作规定》。 （一周时政新闻回顾2025年12月6日—12日）

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诊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是医学专业问题，强制送诊是否合法合规，则是法律问题。 北京安定医院是知名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是精神卫生领域全国排名前列的权威机构，不太可能为了“配合”江西警方，做出虚假的司法鉴定。虚假鉴定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具有极大的风险。 强制送诊和强制医疗，都应该遵守法定程序。否则，不仅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正常人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从既有的司法实践看，“直接利害关系”通常指向的是特定个人，但也有指向非特定个人的情况。在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中，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将河南籍公民事实上全部纳入“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 在立案受理阶段，法院应当尽可能避免“未审先判”式的实体性审查；在保障当事人的诉权的前提下作出的实体性裁判，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草案不仅明确了各级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行业保障基金的职责，还强调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尤其在处理金融风险时要加强反腐，协调监察、审计和司法。 在处理重大金融风险时，草案尤其强调了被处置金融机构的自救责任和采取市场化处置方法的原则。 草案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构建了一个协同体系。它与存款保险基金和行业保障基金形成了明确分工的合作模式。

以强化安全为坚实理由的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却成了动摇以色列稳定安全的一个雷区，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哈马斯袭击时以色列政治军事机器的运作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家政保姆行业，这些年也出了不少惊世骇俗者：杀害了十几位老人的何天带，纵火烧死雇主和孩子的莫焕晶，如今又来个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但涉嫌侵占250万私人财产的蒋爱珍，实在令人惊心动魄。此案因涉案金额太大，且涉及欺诈和虐待老人之案情，已在网上传扬开。估计警方和法院会比较认真、及时地处理。 但是，如果这些心怀叵测者相互学习，譬如学那个“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的犯罪经验，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犯案，那么，普通公民的微小的个人权益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