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岚以中国法制史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红楼梦》中女性群像的悲剧意义。她将清代司法实践中对女性生命和意志的系统性漠视，与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命运相互对照，指出《红楼梦》除了家族兴衰、才子佳人的主题之外，实则是一部深刻书写女性群体命运的时代之书，通过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贾迎春等人物，揭示了清代女性以死求公道的结构性困境。柯岚认为，曹雪芹以文学之力记录并尊重这些被历史湮没的生命，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启蒙意义的文本之一。

感谢南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几位优秀的作家同仁一起来分享我的创作感受。我在大学里教一门很冷门的课，叫中国法制史。我也是一个《红楼梦》的虔诚的读者。我阅读《红楼梦》的历史应该有30年以上。曾经有一度，红学出了什么学说，我都要去浏览一下。我沉迷在其中不能自拔。我会跟着他们一起去思考，这个《红楼梦》写的到底是曹家的故事，还是别的什么人家的故事。大概在十年以前，我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我翻阅了很多大清朝的司法判例和案卷。我看到了很多女性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有一天，我忽然觉醒了。我在那一天忽然意识到《红楼梦》不可能讲的是哪一家人的私人的体验，它也不可能仅仅是要描述几个少男少女的婚恋悲剧，它要讲的是一个大时代之下女性群体的命运。

劳蕾塔·科隆内利经常在绘画或雕塑中关注到画家的妻子、女儿、母亲或姐妹、恋人或普通的描摹对象。她们往往与艺术家的生活紧密交织，甚至造就了后者的成功。“通过历史文献、编年史及留在信件和日记中的自述，我重建了这些女性的故事，以及她们与描绘她们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朱矛矛的父母都患有精神疾病。在成为母亲的第四年，朱矛矛自己也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后来，她的女儿确诊了自闭症。 有精神类疾病家族史的女性能不能做好一名母亲？特殊儿童家庭的夫妻关系如何维持？特殊儿童如何融入普通学校？……尽管朱矛矛的经历并不普通，但她所记录的女儿成长和康复的点点滴滴，呈现了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养育自闭症孩子的故事。

这个艺术之家三代人的成长轨迹，与岭南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同频共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期文娱会客厅嘉宾：戴锦华。 ​戴锦华，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女性文学。大众对她最熟悉的部分，可能还是与电影相关。 近期，我们采访戴锦华，与她畅聊电影。

在两性的暴力角逐中，女性常被认为是弱势一方，但基娅并未将自己局限在这一观念里，她服膺于更原始的丛林法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我觉得我们史学工作者要保持这样一种史学良心——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讲历史的时候，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不是每个人都代入上帝视角，都做事后诸葛亮，或者都做过多的道德评判。

企业成立的目的就是盈利，“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几乎是所有企业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否则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大量成本都要由企业来承担，必然导致企业基于成本的考量，对女性招聘设置更多的隐形障碍。要考虑通过减税等方式覆盖女性生育成本，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来根本解决问题。

七季《副总统》，一部Selina的黑化史。结局，Selina如愿当选美国总统，哪怕代价是“众叛亲离”。这似乎已然成为当代成功女性的一种经典“宿命”——她成功，她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