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孙歌的《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书名中的“戈迪乌斯绳结”是一个细节待考证的历史故事。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攻入戈迪乌斯城，在神庙看到了戈迪乌斯绳结。曾有无数智者或勇士尝试解开此结，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到来，他一剑把绳结劈开。 在《戈迪乌斯绳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六位思想者如何拒绝一剑劈开绳结的诱惑，直面日本战后的复杂处境和问题。“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再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

历经三次修改，刑诉法条文才扩充至308条。但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制定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中，条文总共有1727条。 民法典已施行，是否能顺势推动刑事诉讼法典化，学界意见并不一致。 老一辈刑诉法学者陈光中、樊崇义均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的部分学生也年近古稀。他们共同期待，那些学界与实务界呼吁多年的程序问题，能在此次修法时有所突破。

有人也许会怀疑，周作人和刘半农这样的大学者、大文人，会拿王八旦这样的粗话来开玩笑吗？

“他人是自我塑造不可或缺的中介，‘关心自我’也不是闭门独处的私事。”杜玉生说。

几千年来，人们积累了与草原共处的古老智慧，如今却面临新的自然考验。 近年来，沿边境线开辟的防火隔离带作为系统性防火工程而受到重视。但在学者眼中，这道屏障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越宽越好”，更无法做到“一劳永逸”。 “这说明，即使气候变暖增加了火险气象条件，火灾是否真正增多，仍取决于植被、放牧和其他人类活动。”

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黄永年说，司马光后，李焘之作“尤为学者推重”。清初大儒朱彝尊将李焘列为两宋史家第一人，超越欧阳修和司马光。 朱熹看过李焘奏议文章，“恨不得一见此老”，像极了今天我们读了《长编》，就想立即去丹棱寻觅李焘的心境。

从“极限体验”的越界到“自我关怀”的节制，从社会批判到个人修身、自我管理——思想史学者詹姆斯·米勒认为，这不是福柯的思想断裂或政治退却，而是福柯试图建构一套“自我关怀”的伦理学。 “这套伦理不依附于传统道德，而是主动选择自己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这套伦理不再纵容流血、牺牲和‘迷幻式狂喜’——福柯后来意识到，这类迷狂状态，无论对右翼还是左翼政治运动，都蕴藏着巨大的危险。”

从家里住进养老院、从养老区转入护理区，伴随着身体状态和生活能力的持续下降，老人抗拒的不只是“被子女抛弃”的想象，更是这种“再也无法回头”的感觉。学者吴心越将养老院定义为一个“阈限空间”。“阈限”指向一个人由生向死的过渡阶段，也指向一个具体的空间，某种特定的老年境况被限制在其中。 在某县城养老院的田野调查中，吴心越接触到的护理员多为50到60岁的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村女性。她们有的早年种地，后来进入车间，又在下岗潮中离开车间，最终辗转来到养老院。长期面对失能、孤独和死亡，让护理员们开始想象自己的晚年。很多人希望自己“到了年纪一下子就过去”，不要经历漫长的卧床期。

众多优秀学者聚合在一起，尤其是老辈先生学殖深厚，中年一辈学有专攻，使古代室成为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