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金融有很多的批判性。今天看来，我们对金融的理解是片面的。它更大的作用在于跟科技结合、跟创新结合，支撑科技强大和国家强盛。 金融体系、金融发展模式，没有所谓的“最优”，只有“最适配”。它要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民族特点相匹配，脱离这些条件去谈“最优”，是没有意义的。但“适配”不是一成不变。 金融学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其他模式为补充”的等级化叙事，开始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 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提醒全球：金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从“极限体验”的越界到“自我关怀”的节制，从社会批判到个人修身、自我管理——思想史学者詹姆斯·米勒认为，这不是福柯的思想断裂或政治退却，而是福柯试图建构一套“自我关怀”的伦理学。 “这套伦理不依附于传统道德，而是主动选择自己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这套伦理不再纵容流血、牺牲和‘迷幻式狂喜’——福柯后来意识到，这类迷狂状态，无论对右翼还是左翼政治运动，都蕴藏着巨大的危险。”

虽然女性玩家约占电子游戏玩家总数的一半，但在人们的文化想象中，游戏玩家的典型形象仍然是年轻、精通技术的男性。如今被称为“二号玩家”的女性群体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在这里，她们“不被批判、不被指摘、不被道德评判地表达自己的欲望，探讨和想象两性关系、婚姻、母职角色等一系列问题”。 “这次事件给整个行业都敲响了警钟。”

当纯文学的框架难以承载某些尖锐的社会批判时，推理小说反而提供了更隐蔽也更锋利的表达方式。

在本内特小说《19号收银台》中，叙事者的男朋友不太喜欢她的写作，把她的作品烧毁了。她年轻时惧怕读女作家的作品，因为怕触碰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疯癫，于是有意地让自己与男性世界建立联系。后来，她慢慢有勇气探索自己内部的女性能量。 如今，本内特也不再因为“不够主流”而自我批判，她允许自己不写情节和人物，允许自己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工作。她想要在作品中探讨和表达“游离的自我——流动、奇特、模糊的存在”。

阿尔瓦罗·西扎被称为“建筑诗人”，却常常在诠释作品时把自己排除在外，强调对场地和历史经验的尊重。他设计的建筑在“无我”之中与当地的地形、文化融为一体，通过时间的沉淀来实现空间的升华。 “西扎始终在提升自我要求，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创造超越时代却又不背离时代的作品。”与西扎合作五十多年的建筑师卡洛斯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有不断学习以及不断适应新现实的愿望，使他成为一个与时俱进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持有批判态度的建筑师。”

“对‘过剩’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浪费’的批判：对人类废品的批判，对生命被荒废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向一种‘有度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平衡至关重要，生命以‘有限感’为框架，谦逊是核心准则。”

“深爱某个领域，才更需要通过批判使其得以存续下去”，但有效的批判不是贴标签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化”字构词的批判性力量虽强，却也需警惕“双刃剑”效应。若被滥用为标签化工具，可能异化为话语暴力（如用“网红化”否定所有创新尝试）；若沦为情绪宣泄，会失去建设性（如用“资本化”攻击所有商业行为）。

“当你只使用母语在老家生活时，恐怕很难将父母视为独立的‘人’。从孩子的立场，很难想象父母恋爱、恐惧或哭泣的模样。因为‘我是孩子，父母是父母’的角色分工在母语中已被固化。用母语来批判自己出生、成长的国度也很困难。虽然用母语批判故国的政治很容易，但要彻底批判那种文化根基里的价值观念就相当艰难了。” “我认为文学总是走在政治前面，因为现代文学正是始于个人对周遭社会产生的不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