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荣向迷信组织交纳“供奉金”2.1亿多元。案发后，她自称也是受害人，“我给他钱，是因为他说要为我们家人建佛堂、设坛。钱最终怎么花，具体花在哪儿，我并不知情。” “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是一个较少适用的罪名。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7-2021年，因涉嫌这一罪名进入刑事一审的仅有16起。

12月4日深夜，美国白宫发布了2025年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总统通常在每个任期第一年年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联邦政府的预算和政策优先级，因此常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全球安全领域的风向标。 报告聚焦美国“核心国家利益”，强调冷战结束后美国所追求的“永久主导世界”，是“从根本上来说不可取且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 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出，这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和实质上的转变。“这种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选择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加孤立、更加虚弱、更加分裂的未来。这的确是世界格局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开展过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工作，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勘定过乡镇行政区域界线。这意味着不少相邻的乡镇之间没有法定行政界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法律约束力的“习惯线”弊端日渐显现，基层治理实践中频频发生“争着管”和“都不管”两类“极端”现象。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调查显示，中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11年的77.6%增长到2024年的82.1%。 ​在立法层面，全民阅读并非所有人都读书，而是通过法律对国民阅读行为进行保障。

《四川省电梯安全条例》的“犬只管理”条款展现了“精细管理”（fine management）的立法精神：不管犬只是否有攻击性，又是否实际上咬伤他人，“收紧牵引带”“戴嘴套”都应该是犬主在电梯这一密闭空间里的应尽义务，违反者就应负起法律责任。犬主既然享受了养宠的便利与自由，也就应当承担管束宠物的责任义务，特别是在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的密闭公共空间里，这也是权责对等原则的体现。

从2018年至2024年，全国执业律师数量从2018年的42.3万人增至83万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律师数量的快速扩张正带来“诉讼爆炸”，应通过严格控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录取规模的方式，实现律师队伍的合理增长与结构优化。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目前我国每万人仅拥有约5.76名律师，而在2024年，美国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量约为40名，“我国的律师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对于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司法鉴定结果，公诉方、被告人的辩护人及专家证人都表示认可，被害方代理人表示反对。被告人自称没有精神病，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合议庭决定延期审理。 贾西津强调，法律豁免的是发病状态下的行为，而不是精神病人的身份。陈碧介绍，精神病患的言行不受理性意志支配，不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抓、被判、被杀，刑罚的威慑力无法发挥作用。

2025年4月1日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得滥用、泄露。

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和受访学者看来，回望过去20年，无论是因真凶出现、利用DNA 技术彻底洗清的冤案，还是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的疑案，抑或是徘徊在再审程序中的悬案，在这些个案中，权利保障愈发成为纠正错案、监督司法的民意共识。 张飚认为，发现并纠正冤错案的办案人员若得不到肯定，对他们自身是一种埋没，也难以激励后来者。他建议，建立案件监督激励机制，让办案人员在审查监督纠正冤错案中获得成就感。

医院要求在户口簿上盖章才能开具ADHD治疗药物，没有法律授权，严重侵犯了患者隐私权和接受合理治疗的权利，是“层层加码”的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