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不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政治问题。如果资产过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政策风险、汇率风险甚至资产冻结风险。对美元资产要保持谨慎。 香港有几个长期优势：第一，税制简单、税率低；第二，外汇自由流动；第三，资金进出自由；第四，国际化的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这些条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香港对国际企业和投资者一直有吸引力。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只要香港保持金融中心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环境，它仍然会是国际资本重要的集散地之一。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供强需弱”的问题，亟须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如何把握新的消费场景和机遇，推动技术、产业、消费深度融合，构建特色消费新生态?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布了以“着力建设消费强国”为主题的学术成果。

桂山岛西距珠海、澳门17海里，北距香港大屿山3海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具备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客群的优势；岛上的桂山村、桂海村两个自然村完整保留的传统渔村形态，更是文旅发展的宝贵资源。 “未来，随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广、低空经济赋能，桂山岛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落实不充分，过去一直存在，现在和未来也依然要在多边进程中去推动解决；新挑战则是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损害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破坏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措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落实气候行动制造了障碍。 每个国家处在不同的起点上，仅拿具体的数字来作国别比较是不科学的，这不是“小学生做数学题”，要充分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民生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和影响。 在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后，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中国提出有力度的NDC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和动力。

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打车价格、平台佣金、司机收入到底多少合理合适，还是应该让平台、司机、乘客等各方力量自由博弈，形成均衡的市场价格。而要提高司机收入，根本上还是要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做大蛋糕。

中国学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进行过估算，得出相似的结论：仅仅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口这一因素，就使进城务工家庭的消费意愿降低了约23%。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一步是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实现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然而，由于户籍限制，劳动力统一市场至今仍不完善。

“中美间正在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没有消失迹象。未来的竞争将会集中在尖端科技领域。”米尔斯海默说，在国际体系中，强国的实力（capacities）可以预测，但强国的意图（intention）无法判断。 “全球秩序的新趋势是逆全球化，因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将国内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阎学通提到，各国“特朗普式”领导人越来越多，大国不再青睐自由秩序。美国是带头破坏自由秩序和全球化的典型。 “美苏竞争定义了20世纪。中美竞争将定义未来的21世纪。”米尔斯海默说，在大多数时候，我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理论是对现实和研究的简化，它不会一直正确。 “你强调权力平衡和大国的重要性，我更在意全球领导者对维护或破坏世界秩序的影响。”阎学通说，现在中美问题集中在，按照谁的计划、谁的想法、谁的议程来塑造全球秩序，怎么塑造全球秩序。

在中国的东南数省，以浙、闽、粤等为代表的地区，有更发达的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资源，抱团创业，信任和交易成本低，因此这些地区反而具有更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有众多的家族企业、乡党小共同体的融资方式，并能在海外具有开拓发展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那些更原子个人化的地方，得到的恰恰不是更发达的“自由市场”，而是更官僚化的管制。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对具体的个人或企业来说，会有投资失误，错估了需求而导致产能闲置，但全行业或系统性的“产能过剩”一般不太可能，因为所有人一致犯错当是小概率事件。而如果出现系统性的产能过剩，无非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产业补贴政策，二是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

世界大势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却在左右摇摆。向左还是向右，既取决于少数精英，也取决于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 经济学逻辑有其必然性，但政治实践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研究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传播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避免世界被那些错误的思想所一直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