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不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政治问题。如果资产过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政策风险、汇率风险甚至资产冻结风险。对美元资产要保持谨慎。 香港有几个长期优势：第一，税制简单、税率低；第二，外汇自由流动；第三，资金进出自由；第四，国际化的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这些条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香港对国际企业和投资者一直有吸引力。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只要香港保持金融中心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环境，它仍然会是国际资本重要的集散地之一。

从早餐会、下午茶到恳谈会、产业链座谈会，一种以“面对面”为核心的政企互动浪潮正在悄然兴起。 这场遍及大江南北的治理实践，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政企关系演进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度性产物。

它正在寻找一条“因地制宜”的突围路径：不追求单点突破，而是构建网络化协同的产业生态；不盲目追风口，而是守住制造根基，让服务业“软实力”沿着产业链渗透；不照搬外部模式，而是走“场景牵引、垂类深耕、链主赋能”的差异化道路，让算法“走进车间”、让数据“赋能制造”。

专业型政府的“专业”，必须同时包含对机遇的洞察和对风险的警觉；敏捷治理的“敏捷”，必须是系好安全带后的敏捷。

打造好的营商环境，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且是基于长期主义的久久为功。政府在其中的角色还是应当依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多做公共服务，少搞发号施令，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市场主体，谨守权力运行的边界，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公平的秩序，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安心经营，营造可长可久的优质营商环境，为经济注入持续活力。

企业家冯仑曾经直言，一个地方是否值得投资就看三件事：当地的律师市场是否发达，当地高速广告牌都是什么企业，当地有没有持续二十年以上的优秀民营企业，诚哉斯言。唯有政府依法行政，做好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才能稳定企业家的预期与信心，让他们敢于投资生产与招聘员工，为经济注入持续的源头活水，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地方政府应该正确评估本地的比较优势，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环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对产业经济的发展要保驾护航，而非揠苗助长。

市场主体最渴求的并非短期的特殊关照或临时协调，而是长期的“一碗水端平”。这正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要义所在。

衡量“清欠”的效果，不能只看短期内清理了多少欠款，更要看中小企业打官司的成本有没有降低、平均回款时间有没有缩短、强势主体的“不公平条款”有没有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