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凶再现”“亡者归来”等典型错案的纠正中，不需要太多专业判断，也无需承担什么压力，只需顺应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纠错，是常识胜利，不是制度胜利。 应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契机，建构起源头预防、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再审救济的全过程治理体系。

由于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存在着一种“天然不平等”，因此，加强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才被认为是历次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受“重定罪量刑，轻财产处置”观念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格局，对“物”的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涉案财物处置实践存在诸如保管不规范、强制处分和先行处置扩大化、审前返还实体化、对物审判程序的公正性不足等突出问题。

2022年，浙江涉乡镇街道的行政诉讼案件败诉524件，占行政败诉案件总量的67%。 2024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布当年的备审报告，首次提及“支持地方人大探索开展乡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按照法律规定，备案审查作为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一种事后监督形式。“要是乡政府在文件发布前就拿来提前给人大审，怎么办？”

在相关规范性文件不断出台的情况下，“远洋捕捞”之所以屡禁不止甚至愈发猖獗，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以及涉案财物追缴和财政返还制度存在的结构性缺陷。

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案处理在缺乏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同时，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存在层级较低、规定过于笼统等缺陷，致使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权威性不足，可操作性也不强，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并案处理后当事人的权益、对程序的选择以及办案的质量和时长等。 应该让并案处理更侧重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对巨型案件需要合理拆分，对办案期限进行严格约束，并且要给予当事人更多程序选择的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30日《南方周末》）

石榴集团搭建了境外股权架构，由崔巍持股58%、桑春华持股42%。但曾任地理老师的崔巍总是将桑春华称为自己“最好的学生”，“就像曹云金之于郭德纲”。 在境外架构下涉诉的话，境外裁决的实际法律效力可能会面临挑战，诉讼过程可能是艰难的拉锯战。 公司做大后，有些企业未能通过股权、薪酬等制度化方式处理好利润分配问题，或不重视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形成规范的公司架构，公司治理引发的问题往往导致其难以基业长青。

企业合规本质上属于“司法康复”，通过综合运用司法政策、创新司法手段，让“带病”企业通过合规建设，实现“司法康复” “企业更生”。 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存在立法分散、供给不足、层级不高等问题，逐渐成为影响该项制度可持续性发展及治理效能发挥的掣肘。当前公益诉专门立法的优先选择是应先行制定一部“检察公益诉讼法”。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过去通过乡规民约、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但当地有法院、检察院，也有各类诉讼案件，这就需要律师，这是司法制度里的结构化要素。 “无律师县”缺乏的是一个身边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扎根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能够对当地的习俗、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更了解，更能够理解当事人的诉求。 之前西藏的一些法学毕业生，因为“无律师县”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他们，只能去拉萨甚至外省执业。也就是说没有律所这个“壳”，律师后备人才会流失掉。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06日《南方周末》）

在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反垄断案件是反垄断跟随诉讼。中国有据可查的反垄断跟随诉讼可能只有4件，而且基本上也以败诉告终。 确定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目前反垄断民事诉讼存在较大局限性有很大关系，后者存在原告举证难、证明标准高、反垄断执法与司法不能有效衔接等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8月11日《南方周末》）

飞乐音响案为全国首例证券纠纷普通代表人诉讼案，是近年来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实施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