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种种虚假指控威胁做好事的人，要求赔偿3万元，远超司法解释中敲诈勒索罪2000-5000元的构罪门槛，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警方应该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倘若诬告者可以“零成本”地进行公开的虚假指控，在事后又可以“美美隐身”，对承受极大痛苦的受害者无疑是极不公平的，也会持续构成负向激励，助长诬告之风。本案中，当事人肖某某有权依法请求司法救济，校方也有必要取消记过处分，洗刷当事人蒙受的不白之冤，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如果诬告已经造成被诬告一方失去自由或是名誉受损的话，法院也会让诬告方付出相应的代价，并公开诬告罪的有罪判决以恢复受害人的名誉。对照澳门特区的立法与实践，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唯有让诬告者付出与诬告后果相应的惩罚，才能让法律长出牙齿，从源头上震慑可能的心术不正之人，不再让诬告强奸变成一桩“稳赚不赔”乃至“无本万利”的生意。

为何“白人男性性侵黑人女性的指控”可以靠着原告的口头证言与检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说“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那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客观事实根本不存在”，检察官绕开证据就进行了有罪推定。在这个过程中，三名原告的合法权益就遭遇了粗暴践踏，陷入了实际意义上的“自证清白”陷阱。

一个现实的执法问题是，老人过了一定年纪，哪怕违法犯罪也不会被拘留收监，这本身就会造成一种激励，你扶了老人后对方冤枉你撞了他，哪怕你事后用证据自证清白，诬告在司法实践上对老人来说也往往没有什么后果。还有一种司法观念，认为老人年老体弱，是“弱势群体”，与所谓的“强势群体”发生纠纷，会不管是非曲直，而倾向于让后者承担责任，这种偏袒会激发人性之恶，事实上受到系统性偏袒的群体才是真正的强势群体。 这些问题才是亟待解决的。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这些执法与司法实践上的系统性偏袒难辞其咎。

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