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终极手段还是稳定和活跃经济增长。唯有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上，让活水有蓝海可以奔赴，才能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让资金有效支持生产和服务的实际创造，让流动性真正变成发展的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稳股市、稳楼市，既强调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也强调资本市场的止跌回升，两个用词不一样，不一样强调了在政策实施中目标有所不同。这种政策的趋向是正确的。 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已由过去单一的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稳定，开始过渡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双重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来临。” 央行的实质性关注，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为市场提供了最基础的信心。过去由“上市公司、投资者、监管者、中介机构”组成的四边形现在正在变成五边形，五边形的市场动能比四边形要大得多。因为央行提供了流动性预期，这是市场稳定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绿色金融服务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既是绿色金融，也是科技金融。 我国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分别位居全球第一、第二位。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归功于双碳战略的顶层设计，特别是我国为全球首个由中央政府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 建议通过以下主要方式提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质量：一是建立披露激励机制，二是第三方监督与认证，三是明确披露标准，例如遵从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的披露准则。

M1增速下行，并非企业预期偏弱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既有金融业“挤水分”，也有财政发力较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金融体系内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到国债这类安全性资产上，一定程度上挤压贷款增速。

美国从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的反应滞后到危机爆发后亡羊补牢，其快速识别和研判风险，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果断对冲风险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政府收储”模式下，西班牙政府的干预主要是迅速切断房地产危机向金融体系蔓延的传播链条。同时，政府的初始资金规模相对问题资产规模较低，且基本采取市场化手段对问题资产进行消化。 新加坡政府陆续推出包括暂缓土地出让、给商业工业房产提供回扣、产业税回购和救援配套等措施。

制度型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保障。如果与商品和要素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 四十多年来，局部或者某些行业风险肯定是有的，能够及时处置局部性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没有构成大的冲击，这是中国金融监管取得的重要成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审慎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节奏，对外开放步伐比较稳健。二是在发现风险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有力，能够及时且有力地处置和化解风险。 在数字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监管制度确立，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明确之后，应该更好地利用科技提升监管效率。利用现代监管科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更好地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再度降准进一步释放呵护市场积极信号，将支持经济企稳和金融体系流动性稳定。

为加强对全国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改变一些地区中央金融机构权力旁落，1997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决定成立国家金融机构系统党委，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成立跨区分行。 经过25年发展，跨省大区分行制度与金融业发展现状、金融监管需求已不适应，实践中也已形同虚设。改革跨省大区分行制度，恢复按行政区划的省级分行，已形成共识。 现在回归省分行设置并非简单回到1998年的设置。结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机构改革措施，这些变化是朝着更加国际化的金融监管“双峰”模式迈出的一步，即一个机构负责市场行为和消费者保护，另一个机构专注于金融体系稳定和货币政策，加强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