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驾马车”，是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 当前，地方国资的投资倾向投资3-5年，不利于形成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这往往与主政者的任期相关。 中国不是缺乏创新创造能力，而是缺少顺利转化为本国的新质生产力，这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完善，此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就在于调整生产关系。

省级联合改革动议于14年前，至今进入第三轮提速之中。 本轮省级联社改革缓慢，核心难点在于农村金融的双重目标特性，社会性与商业性难以平衡。从现实角度而言，明确省级联合银行定位是关键。 尽管一省一策，但省级联社“联合银行”模式“获宠”。

对比研究平安集团2019-2023年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关键指标发现，平安人寿改革尚在中途。一方面，渠道改革稍有起色，但成色尚不足。另一方面，代理人活动率仍然在低位徘徊。 对比2022年与2023财报中披露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五位的保险产品信息可以发现，一款典型的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原保险保费收入位居第一。该类型险种在2023年因监管要求利率调整而热卖。 在“报行合一”等新规影响下，银保渠道对人身险公司规模贡献大但价值贡献小的问题缓解。在可比口径下，2023年银保渠道新业务价值增77.7%。

货币政策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时，被寄予更高期望。 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可以确证，最高层显然对此问题有了充分和清醒认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已经或即将出台。 融资增信对应的是财政贴息，风险分担暗指省级担保，信息共享意味着将有更多信息资源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

试点初期，如果个人破产债务人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或者和解协议草案能在未来5年内实现债务本金100%清偿，绝大部分金融机构能表决“同意”。但2023年后部分金融机构态度有所转变。 有关金融机构普遍反映，他们对于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回收个人贷款的比例表示高度肯定，但因受制于有关规定及总行内控考核制度等因素，无法主动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就个人金融债务进行弹性灵活的展期、减免或豁免。 建议有关部委支持推动《贷款通则》及有关个人贷款不能减免的规定在深圳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中暂停适用，并建立个人破产贷款相关的免责或豁免制度。

广东辖内各商业银行已设立188家科技支行，辖内商业银行还将知识产权的质量数量、发展趋势、企业团队和科技创新行为等因子作为核心要素纳入信用评价，帮助科创企业获得授信。 广东省科技厅将配合争取国家科创金融领域改革试点落户广东。广东省委金融办将在完善科技信贷政府性担保等风险共担机制方面发力。 金融支持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至关重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以适应产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至关重要。

商业银行市场份额占比达71%，互联网金融公司市场份额约16%，互联网金融公司虽然市场占比尚未威胁到商业银行，但已快速成长为第二梯队。与电商消费场景的内嵌融合是其绝对优势，线上获客的便利性更是其优于商业银行之处。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尽管各国消费金融监管改革具体措施存在差异，但其改革重点大同小异。可以归结为两个方向：一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究其根本，基于两点：一是坚持党对金融事业改革发展的领导；二是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市场运行机制。 2016年以来，国家在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专项整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 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科技驱动更加突出。二是需求引领更加普遍。三是行业融合更加紧密。四是风险治理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