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既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降息”，也是在商业银行净息差约束下更可控的政策传导选择。 在股市持续上涨后，监管层已出手调控。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全面降准和降息都非合适时机，而调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不仅方向精准，且影响可控，是央行当下最适合的选择。 年内进一步降准降息的时机，取决于政府债供给节奏、存款重定价带来的负债成本变化，以及物价回升的真实进展。

降息优先派VS降准优先派：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当下，降准在2026年不必然是优先选项。对于修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而言，利率工具是更直接的选择；关注并维持基本的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主旨并非维护银行利润，而是守护金融体系的内在稳健性以及信贷供给的可持续性。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6%-7%）相对成熟经济体（通常低于3%）仍有下降空间。 要让货币政策的水真正流到实体经济的田里，光放水不够，还得修好水渠；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货币政策输送流动性作为存活的氧气。经济机体的真正康复，仍需依赖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与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政策要避免“各唱各的调”，得抓住几个协同关键点。

总资产和总营收均不同程度实现同比正增长的情况下，四大行利润同比出现分化。 在决定利息净收入的指标——净息差降幅收窄的同时，工行非息收入中的手佣收入迎来了变化：2025年二季度手佣收入同比值出现了由负转正的迹象。 工行整体不良率走低主要因其对公业务板块资产质量改善有关，但零售贷款不良率仍未见改善。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贷和信用卡透支在内的4个细分项的不良贷款率均有所提升。

亿联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的行为，与同业纷纷下调存款利率的做法相悖，有“揽储”意味。 在净息差处于史上低位的大背景下，银行已没条件上调利率吸储。 亿联银行基于相关业务支付给美团小贷的服务费暴降，佐证双方合作的贷款业务量正快速萎缩。

邮储银行对公贷款余额占比提升至41%，成为公司营收利润的重要增长极。 2024年，邮储银行存款付息率在可比同业六大国有银行中最低。较低的负债成本对邮储银行高净息差水平形成有力支撑。 邮储银行非存款个人客户资产总额增速已领先存款个人客户资产增速。换言之，邮储银行财富管理渗透率正在提升。

建行是四大银行中唯一净息差超过1.5%的国有银行，距离1.52%的行业均值仅一步之遥。 存款利率不断下降释放的空间，相当程度对冲了2024年LPR下调和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影响。但2025年净息差还有一定下行压力。 2024年，建行4个主要个贷领域不良贷款率均明显攀升。如何控制好零售贷款领域风险成为银行业不容忽视的命题。

十年零售业务转型，遭遇难题，体量大但利润少。但中信银行仍坚持“零售第一”战略。 为稳住息差，中信银行“既不走以量补价的近路，也不走以价补量的险路”。

民营银行净息差高于行业平均水准，一直保持在4%以上，但跌幅较大。 民营银行存款同比增速与商业银行整体水准仍存在较大落差。由此可见，区别于整体商业银行，发展负债对民营银行而言仍是“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民营银行的优势在于聚焦普惠小微客户，相对其它银行历史遗留包袱少，体制机制更加灵活，更有助于轻装上阵。

城商行整体亮眼，5个主要指标增速居首；9家股份制银行规模增速位于四类银行之末，更有6家银行资产规模第二季度环比负增长，民生银行则是唯一资产规模同比和环比均负增长的上市银行。 42家上市银行营收整体减速在延续甚至有所加剧，但已有20家银行6月末净息差季度环比回升，另有3家上市银行净息差环比持平。 42家上市银行存款同比少增约10.13万亿元，其中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少增10.21万亿元。经综合测算，上半年各大类资管产品、财富管理产品规模同比多增约8.16万亿元。

在长达三十年的低息时代，日本银行业净息差持续下降，在2020财年以后降至0.6%。 利用西方金融机构因雷曼事件受到削弱而被迫缩减在亚洲业务这一事实，日本大型商业银行集团加强了海外业务。如今，这些海外业务是大型银行集团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日本逐步推进金融放松管制，日本银行业开始摆脱传统银行业务，转向更多元化的金融业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