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里住进养老院、从养老区转入护理区，伴随着身体状态和生活能力的持续下降，老人抗拒的不只是“被子女抛弃”的想象，更是这种“再也无法回头”的感觉。学者吴心越将养老院定义为一个“阈限空间”。“阈限”指向一个人由生向死的过渡阶段，也指向一个具体的空间，某种特定的老年境况被限制在其中。 在某县城养老院的田野调查中，吴心越接触到的护理员多为50到60岁的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村女性。她们有的早年种地，后来进入车间，又在下岗潮中离开车间，最终辗转来到养老院。长期面对失能、孤独和死亡，让护理员们开始想象自己的晚年。很多人希望自己“到了年纪一下子就过去”，不要经历漫长的卧床期。

对于成年的我来说，和天南海北的几十位参与者相聚，也是一次自我教育。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理想图景越来越清晰：最小的公共单元，就是身边的每一个人。 艺术家、志愿者们带着自己的特长与特质，一起工作、一起玩耍，一切都很自然。即便是本来最为游离的我，也不再只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一个人如何感受、为何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 “（被羞辱时）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个人完全孤立无援。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在一个团结互助的网络中开展合作——朋友、家人、社群，能在侵害来临时给予支撑，能鼓励人们挺身而出、公开发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并发展一个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一个人真的可以选择删掉自己的几年吗？活在当下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常野没能活到巨变开始的年代，也许是件好事，这样她就不必被反复考验人性：这，是淡定还是被动？这，是迅疾还是慌乱？所以，就慢慢写一个悠长的故事，读一个悠长的故事吧。

“以前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完整。可是离开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缺了很多块东西。” 这是朱雨玲对退役之后状态的剖白。2021年，因疾病被迫离开国家队时，这位敏感、习惯向内自省的世界冠军，不得不直面灵魂拷问：放下球拍，我还剩下什么？ 从5岁开始打球，到15岁进入国家二队，再到登顶世界第一——朱雨玲的前半程，是一条标准的“金字塔尖”之路。塔尖之上，目标明确，价值清晰。但当疾病将她推出那堵围墙，她才发现，墙外的世界没有倒计时器，没有排名，也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她读书、任教、重新拿起球拍，在运动员、博士生、大学老师三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重回国际赛场后，奥运金牌、大满贯早已不再是她的执念。 这不是一个“王者归来”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人拆去外界与内心之间的重重高墙，挣脱单一胜负评价，在更辽阔的人生坐标系中重新认识自我和定义自我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十五年前，贵州辣子树小学，一个志愿者用几个水桶、一把过滤棉，“手搓”出第一台净水装置。十五年后，一台由消费者积分共同促成的净水机在江西投入使用。 从王军一个人的3万积分，到45万人次消费者的点滴汇聚。善意漫过了组织的边界，流过普通人的生活，汇入更广阔的日常。

从空瓶的可回收到运动方式的绿色转型，脉动用实际行动证明，篮球的激情与循环的理念可以在同一个场域相遇：74岁的老人穿着回收球衣走上球场时，年轻球迷把空瓶投进回收装置时，都有了仪式感。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共同指向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 这些细微而具体的改变，大概就是一场活动之外更值得被记住的东西——一瓶饮料，可以陪伴一个人找回状态，连起一群人的共同热爱，甚至成为一个循环的绿色起点。

古老的人情、信义和托付，在资本逻辑中是否已经失效？一个人跌倒以后，究竟要靠什么重新站起来？鲁敏想在此时此刻，写下普通人的跌跌撞撞。

刘文勇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是湿的。一些人上岸时已经没有鞋子，一些人的袜子被海水浸湿后变了样，还有人穿着两只不同的拖鞋。“过海时为了防止进水，他们的手机都用塑料袋或者防水套包裹起来。” “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即可抵达欧洲南端，其距离相近。这种近在咫尺的欧洲身份，让休达成为许多非洲移民追逐‘欧洲梦’的重要目标。” “我可以请一个人来我家。我请50个人来的话，他们和我的家都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