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2022年5月起，海口中院先后将分散在7起案件的48名被告人并案审理。2024年3月的一次庭前会议召开后，海口中院开始拆分案件，原先合并后的一案又变为7起案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奋飞：“只有逐渐告别‘侦查中心主义’，处于后位的程序主体才能对不当侦查结论作出应有的否定性评价，并给予相应处置。” 广州大学教授张泽涛：并案与分案审理本质上是一个影响辐射范围很大的诉讼行为，理应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但截至今日，适用范围、启动标准、救济途径等细节问题还不清晰。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为稳定、长远的预期，避免政策制度随意变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既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国家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又要警惕制度泛化和制度机械化对人性的压制。

基本上可以判断，能对这种创作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利用技术进行创作之时，人类的贡献并不显著，甚至贡献较少。 与其从著作权角度探讨是否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相应著作权，不如反过来从一种人类社会的普惠发展角度，并非特别关注是否赋予著作权，避免使之形成一种“权利壁垒”，反而更加关注是否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增加更多泛娱乐化产品。

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标准有所下调，将给专利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50万元以上”调整为“30万元以上”。对两年内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侵权的，再降低入罪数额标准。 将此前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罚金在违法所得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修改为“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当高速公路项目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承包人的巨额经济利益碰撞，受到多方压力的地方政府“铤而走险”，站在了“公共利益”一方。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尚东：原审法院认定高速公路公司构成侵权，遵循的是“侵权—赔偿”逻辑，重审改判遵循的是“侵权—公共利益抗辩”逻辑。

这条毒品走私线索牵出的嫌疑人，正是刘威的线人黄辉兆（化名）。 在全省毒情监测排名中，于洪区都是第一。这意味着“于洪区毒情社会面管控太好了，没有毒品犯罪，导致（刘威）无法完成上级的打击处理（毒品犯罪）考核指标”。

1195起案件中，音乐作品被侵权的案件为896件。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长新表示：“这反映出直播行业运行对音乐作品的依赖程度较高，但尚未形成成熟的音乐作品直播授权模式。”

驻地海拔3780米的派出所边上就是连接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入口。 雪山之上，没有道路，每一次踏查，不过是后人踩着前人的脚印攀爬。脚踩积雪时必须盯着地面，不能抬头。因为满目皆白，强烈反光会刺激眼睛。 在排依克待得越久，民警们的指甲长得越像——粗糙、起翘，颜色发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