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受战事影响，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经费来源断绝，学社不得不暂时解散。1940年2月，经周诒春提名，梁思成出任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至此，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虽得以继续，但内部却已开始分裂。陈从周解释说是梁思成、刘敦桢之间个人意见不合，《年谱长编》揭示，朱启钤对于梁思成、周诒春等欲使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脱离与他的联系，吞并社产，成为独立于外的社团，深表不满。刘氏之出走，也是对梁氏欲据学社为己有感到愤慨之故。

“荤炒”的青菜一口口的比红烧肉还好吃。“镬气”的焦香令人很远即食指大动。依此类推，冬瓜“荤炒”他放咖喱，喷高粱酒迅速翻炒而不放一点水。而冬瓜本来出名的味寡，被咖喱一激灵，白酒一哄抬，水分一收干，味道之好，天上人间。

“人世间的事儿，就残酷在梦想是少数人能实现的，这也是文学更应该关心的地方。”

通常所说的“叶德辉吓死王国维”，我们看梁启超的家书，知道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梁。胡适晚年谈话又认为“梁启超吓死王国维”。“谁吓死谁”这种说法，确实简单粗暴了一点，王静安先生是被自己极度悲观的心理所杀，其他的都是外部刺激，只是导火索。而任公对他的碎碎念，不说更直接、更强烈，最起码也是和叶德辉之死等同并列的外在刺激。这一点，梁任公大概是不自知的。

尽管她早已敛迹匿光，化成一卷书册，但只要稍稍靠近，就会被她照亮。

否认或认为可以战胜命运的努力，曾经为我们打造出一个绝对正确的想象世界，从生命中切下一小块就全心投入，紧抓住自己优于其他生物的幻觉，到头来遇到死亡时只是假装镇定，就像草原上一群水牛，当同伴被猎杀倒下时，仍可安详进食。 或许只能拥抱住早已注定的明天，因为我没有那一小块所谓的正确人生需要我赶回去修护，不让被死亡踩踏过的围篱留下痕迹。每当回想起告别式的始末，感觉像是冥冥之中，父亲为我安排的一堂生死课。

1954年，51岁的小津安二郎选择成为自由人。面对“五公司协议”的行业钳制，他拒绝续签松竹专属合同，转而支持田中绢代拍摄《月升中天》。为此不惜借款八十万日元，在蓼科高原开启“饮酒更豪放、创作更自在”的晚年。“无关紧要的事从众，艺术的事遵从自己”——这一准则贯穿了他的抗争与创作。

从黄佐临到郑大圣，这一个电影家族的传奇，可以作为电影戏剧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浸透着一部中国近代史，也体现着若干代知识分子的情怀用心。 对于历史——当然也包括家族史的强调，有时候是一种资源，有时候也是一种负累，一种指向自身的约束。如何在时代里游泳，又能在自己电影家族的文化传承里获得自洽，这是一种古老的考验。

梦里我和搭档下班了，我们从矿洞往外走，逼窄的巷道很长，也很黑，墙壁上一条粗壮的电缆向两端无限延伸，但没有一颗灯泡，我们的矿灯昏暗。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叫小朱。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另外的出口，有几个出口，小朱比我来得早，他一定知道得更多。我问，你知道出口在哪吗？他说他知道，那是一口天井，直通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