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网约车平台，有司乘双方的实名信息，有实时行车轨迹，车内有录音，还有一键报警功能，乘客若是觉得司机行车路线不对或想走自己偏好的路线，最优策略是直接跟司机说，你不说或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要求，而内心戏丰富，司机无从得知你的真实想法与感受。若是觉得有危险，一键报警就行了。

以香港的情况来看，菲佣的月薪标准为最低4870港币，加上膳食津贴实际收入则在5000到6000港币。对比这起事件中史某某近万元人民币的薪酬，工作勤奋专业、会英语、受教育程度高的菲佣可谓在性价比上远胜一筹。如果向菲佣开放工作签证，势当解决国内家政服务市场的一大痛点，同时“以开放促改革”，促使家政服务行业自我提升，对标菲佣的服务水准，让所有人从中受益。

要想解决中国足球包括“欠薪”在内的痼疾，首要任务还是应当将这项运动还给球员与球迷。中国足协应将“不出奇葩政策”的宗旨贯彻下去，那些资不抵债乃至欠薪积年的俱乐部该解散就解散。联赛的组织与俱乐部的运营应当交给投资人与市场来判断、让球迷来用脚投票，自下而上地把蛋糕做大，在保证俱乐部自我盈利能力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给国内联赛乃至中国足球带来正向循环。

在好医院附近，短租乃至日租的房子非常贵，房东愿意租给重症病人，包括晚期癌症患者，一般并不担心自己的房子变凶宅。这是因为，高昂的租金本身已经折入了这一风险；再者，前前后后来租房的都是重症病人，他们对房子有没有死过人没有那么在乎，所以房东也不担心房子以后租不出去。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证监会工作人员不仅在在职的时候对企业上市拥有很大的权力，离职之后，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些工作人员在离职之后，利用其曾经在监管机构任职的职务身份的影响力，参与股权投资、企业上市等业务，也存在“影响力变现”的嫌疑。

如果舆论的压力导致“平台限制45岁以上骑手”的不实传言成真，由此引发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恐怕要更大，那就是迫切需要挣钱的45岁到60岁外卖骑手从此失去了工作，也未必能够回家吹空调。这一传言已经着实在外卖骑手群体中引发了“年龄焦虑”，不少人担心自己从此失业。

回到这位大女儿，法院可以询问有没有近亲属愿意收养她；如果没有，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国家监护权，然后让合适的夫妇来收养她。也就是说，用包括亲属收养在内的民间收养来解决问题。

地方财政支出从来都不是一个不限量、无限额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何为先”“以谁为本”的问题。所以，给中小学统一安装空调不在财政优先事项中，这或是不少学校未能装上空调的真实逻辑，也是诸多家长与网友热烈讨论中所映射出的真问题。

公众对求助平台本身也要保持警惕与审视。有求助平台把个人求助募捐当成引流工具，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各种商业开发，如做成卖保险的平台，当你为某个重病的人捐了钱之后，可能内心也会比较脆弱，感叹人生无常，此时平台向你推荐一个保险产品，你会不会买呢，会不会给家人送上一份爱与保障呢？媒体曝光过某平台活跃着大量筹款中介，地推扫医院的楼层，搜罗求助人，撰写悲惨故事，精准把握人性弱点，对所筹集的款项收取30%-70%，这是把募捐做成了一门骗人的生意，这是肆意操弄公众的同情心牟利自肥。

放到一个池子里的社会统筹基金某种程度上成了“公地”，在代价已经付出的前提下，参保人都有更大的激励追求“拨到碗里才是自己的”，医院当然也想从医保中分到更大的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