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湖州谢上表》说，湖州山水清远，富足安宁，一向被视为优待贤者的佳郡，然而，有两句话似有弦外之音，惹出灾祸：“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谢表立刻成为靶心……

我和丹麦的Hygge不期而遇，那种传说中无法翻译的快乐，它是舒缓的，描述一种生活舒适满足的状态。 Hygge使丹麦文化输出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成为一个形容词, 它可以用来形容人，也可以用来形容物，或者自然环境，它是一道让人心头一振随之一宽的神奇之光。 我的丹麦之旅，就是尝试借着那道光，去“翻译”一下这个存在于丹麦上自王室，下至平民中的生活概念。

一条“升龙道”串起了日本中部和北陆地区的诸多景点，世界文化遗产白川乡合掌村、日本三名园之一兼六园……通常作为升龙道的起点——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还是“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出生地，那么从“升龙道”上行，真的使人应接不暇吗？

历数大明与后金的九番大战，袁崇焕从军之前的抚顺、萨尔浒、辽沈与广宁之战以及在他被处死之后的大凌河、松锦与山海关之战，后金都稳稳地控制了战场主动，唯有袁崇焕主导的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明军夺回了战场主动，牵着后金军的鼻子走，标志着明军在辽西走廊重新站住了脚，揭开了未来的无限可能。 袁崇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爱国热忱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抗争勇气，最终换来的是在熊熊战火中燃尽自己，沉入大明王朝的一片灰烬之中。 直到明朝灭亡，袁崇焕主导下建成的宁远城从未被攻破。时至今日，这座城池及其罕见的弧形瓮城在落日的余晖下依然绽放着雄浑清峻的光辉。

尽管苏辙生命中最后的12年时光是在颍昌（今河南许昌）度过，他的子孙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但在许昌寻找苏辙的历史足迹，却颇费周折，许昌主打的文化牌是“三国文化”：曹魏不夜城、曹魏古城、曹丞相府…… 跨越千里追寻苏辙的河南印迹，在书本诗赋文章与大地遗迹互证的探寻过程中，我在求索，作为大时代下的苏辙，他是如何做到在沉于底层幕僚长达二十多年中韧而不折、感而不伤，在有限的空间里最大程度地去完成自我的？长达十几年的隐居，他又是如何抛却曾经苦苦追求的政治抱负，在浊世的淤泥中开出自己的学术之花的？

起自帕米尔之巅，翻越喀喇昆仑与昆仑，终于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塔莎古道因为两座县城——塔什库尔干和莎车——而得名。这条古道，玄奘法师走过，大唐铁骑奔驰过，还有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往来过，如今，是他们的后裔——塔吉克人的杏花乡。

走进云冈第6窟，视线所及之处没有一点空白，佛、菩萨、天人、供养人、伎乐、白象、神龙、建筑……分层而立，各居其位，满满当当，该窟现存各类佛教造像多达2900余尊！我愿称其为中国的“万神殿”。 那么，历史有何种机缘，使得塞上大同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可以与被誉为“江南佳丽地”的建康城一起主宰中国的命运呢？

对伊豆人来说，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台风、长期降雨导致的山体滑坡，哪一种都有可能成为灭顶之灾。所以，他们以自然为灵，听从命运的差遣——生活所依赖的，既然是大自然的赐予，当然也可以被顷刻收回。 也许在富士山的注视下，每个人都会臣服于自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