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集》是一本关于行动的书。周其仁不提供标准答案，不描绘美好蓝图，甚至不强求建立系统理论。他只是诚实地记录所见所闻，提炼出一些朴素的道理，但可能比宏大口号和学术理论更有价值。因为它们都来自真实世界的实践，经过了市场的检验。

责令人大代表辞职是介于辞职与罢免之间的一种去职方式，减少了劝辞、罢免过程中的一些成本，被较多地使用。 若当事人拒绝接受责令辞职，该怎么办？山东大学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兰松表示，如果不适用资格终止的其他情形，最终只能走罢免程序。

用最短时间、最少花费，换一张能提升职场竞争力的文凭。这几乎成为学历竞赛中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这种需求，在特定群体和地区表现得更为赤裸。 评价体系催生了庞大的制度性需求，也为海外“速成学历”提供了肥沃土壤。以低成本换取学历认证的路径，正遭遇中留服认证闸门落下的严峻考验。 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深耕本土市场的企业，对某些来源单一、项目时间过短的“海归”，态度趋于谨慎。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空巢化因素叠加之下，老年人遗产继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遗产管理人制度是为了保护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保护继承当事人的利益而创设的。” 遗产管理人主持财产分配有法律效力，也解决了遗产纠纷都要上法院的痛点。但有时候，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不能、不敢、不会裁量，制度在这个环节上空转。 “没有遗嘱，后续所花的社会成本是（立遗嘱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陈凯建议民政部门排查孤寡老人，推动其制定遗嘱。

面对野生动物侵袭人类聚居区的现象，公共政策仍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的生命权与财产权为第一出发点。就野猪泛滥的情形而言，无须申请《狩猎证》的同时，相关部门不妨在做好枪支管理与保险覆盖等制度配套的前提下，核发更多的《猎枪证》，让在地居民与商业化团队都能获得狩猎的快乐，同时又能从狩猎中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降低捕猎风险与减少捕猎成本，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存权利。

最优的安排或是：所谓的登记真的只是登记，送养方与收养方在当地民政部门的主持或撮合下，向对方传达己方的真实信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向当地民政部门或福利院缴纳任何费用（除了可能不多的登记费用），更遑论大笔的收养费。这样对民间收养纳入官方渠道很有助益：在没有额外制度成本的前提下，既可以让他们的民间收养权转让合法化，又可以避免各种潜在的纠纷。

按照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下一步要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逐步缓解电价交叉补贴，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 居民电价调整地区都面临着可再生能源发展不足、需求增长与供电能力不匹配以及电力公司主营业务亏损压力增加等共同难题。 工商业电价调整居多，主要着眼于优化峰谷价差时间段，力求扩大电价差异，以价格信号引导用户主动削峰填谷。

早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钟伟就曾推算，每新增 1 个真正意义的城市人口，城市政府需要付出人均 20 万元的各种城市综合配套投资。 2020年，赵军洁和课题组成员曾对山东济南、烟台、浙江台州等东部地区大中城市落户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平均一个农民工（外来人口）进城落户成为市民，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约为11万元。

生均经费并没有随插班生转移，特别是由市属高校转入部属高校的，后者几乎拿不到补贴。“这相当于招的学生越多，高校亏的钱越多。” 在试行初期，上海大学的老师们担心，插班生制度会造成本校尖子生的流失。叶志明不认同这种短视的观念，他回应道，“一流高校，不是通过扣住好学生来成为一流的。” “国内如果要建立更灵活的转学机制，还需要相关保障机制、社会环境和公众认知达到一定的程度。”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认为，严格的转学制度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

本案有涉婚诈骗的嫌疑，也有家暴与纵火等情节，绝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矛盾”那么简单，从头至尾还有诸多犯罪嫌疑与事实细节有待厘清，公权力理应严肃追查，不应轻轻放过。民政部门“探索建立婚姻领域个人信用制度”的表态确有其必要性：针对骗婚等行为，不应该容忍这些幸进之徒继续玩“低成本高收益”的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