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命运之手，在冥冥中自有安排，让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无所顾忌地从舒服自在的院落，走进辽阔无垠的原野；使我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吹着风、淋着雨，摸索前进，庄敬自强！那四年的曲折迂回，也造就我日后走上了文学翻译的迢迢路。 在翻译各种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浸淫于源远流长的不同文化，不断进出、不断省视、不断瞻望、不断沉思，了解透彻原著之后，再在译入语广袤恢宏的殿堂中，寻寻觅觅，字斟句酌，让原文的神髓，以最恰当妥帖的方式，重现在译文读者的眼前，这一个过程，既磨人又动人，使无数译者在艰辛漫长的译道中，前赴后继，废寝忘食。

杜拉斯曾说，倘若连母爱都已缺席，人生便有了理直气壮崩塌的理由。她始终深陷于强烈的情感缺失之中，母女关系的裂痕更是成为她一生的写作母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她拥有书写的话语权，她对母亲的描绘或许并非全然公允。我们只能听到杜拉斯的叙述，却听不到她母亲的声音。

我发现母亲的水果、蔬菜大多不是买的。我们在门口坐着，她的朋友骑着电瓶车来了，给我们送了些李子。我们出去上坡上乘凉，遇到父亲的另一个朋友，在夜色中，又去他们的园中摘了美味的桃子。我们也送出去不少菜园中的青菜、辣椒、茄子和葡萄。这种食物的流传，减少了金钱对人的压迫，也是避免孤立、建立联结的方式。

我们擅长考察导演的思绪，却很少留意编剧的忧愁，辨析他的内部世界和影片之文化品格的关系，似乎这一切不值得考证似的。 李天济和费穆仅在1948年见过三面，是谦谦君子的相交，李在1980年代回忆往事时更多的是感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李天济回忆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一种不甘，一种属于编剧的不甘——虽然费穆没有那样署名，但研究者、写史者或者那些赋权者内心有一个A Film by的概念，为了言说和造神的方便，将青眼仅投向导演一人。

细心一想，从小到大，倒不是自己有多么理智，多么不认命、不信运，而是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是极其渺小的，俗语说，“一命，二运，三风水”，我之所以不去触碰，是因为早已明白个人能力有限，既然管不了命运，那就只能管好自己的心情。

我告诉她，每次到茶馆，都会感受氛围和观察细节，观察公共空间如何被普通百姓使用，重视眼前的生活，重视身边的人，回归日常。 这二十七年对茶馆的六十多次考察和访问告诉了我什么？那就是看起来周而复始、处变不惊、没有意义的茶馆生活，其实就是一部令人珍惜和感动的“日常的史诗”。

“漂浮”在原有建筑本体上面的另有其物。它们并非取消、隐没了建筑，也并非要横扫一切有碍观瞻的东西。只是，在没有了深宅大院的城市中，我们得重新“画”出我们要的空间，一笔一笔，亲力亲为。要么你认真对待它们，要么它们就会成为你的空间秩序的一部分。

有一年，在秦岭深处的矿上，生活清苦，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就采来满山的椿芽炸面饼吃，那香味，真是当得肉味。后来，为了保存椿芽，大家窝了满满一缸浆水菜，一直吃到八月秋凉。那点点黄的山芽菜，就是香椿，初发的椿芽尖儿，绿里带着嫩黄，初阳或晚霞打在上面，要透不透，怯懦又坦荡。

我父亲是一个木匠，我是一个翻译，我们其实都是匠人。我想到了陈先发的句子，可以改为：制作棺木的匠人，高于制作家具的匠人。我相信那种匠人的笃定和安稳，会陪伴我很多年。

81岁还能抓住一个球，是值得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