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并不等于铁饭碗，更不是失德的挡箭牌。对于师德有亏的一些有编制的教师，该解聘的就要解聘，该停职的停职，消除“编制铁饭碗”带来的高溢价，对这些“躺平”乃至“你奈我何”的教师就是个威慑。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增收方法应有所不同。对收入更高的中产阶层，可通过减税增加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对很多单人工作家庭，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对于中低收入者，可通过发放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等，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这些政策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增加，会拉动供给，供给增加，会创造更多岗位，劳动者有了就业保障，又会愿意更多消费，从而形成正向循环。

在中国的互联网现实中，网络平台似乎承担了更多司法的职能，对于被投诉侵权的内容，拥有了实质的审查权。

“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而对他人肖像的“合理使用”，首先要求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公共环境，而非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如果未经同意在公共场所特意拍摄某个特定的人，并将其作为照片或者视频的主体，这种“怼脸拍”就仍然是侵权行为。

公益事业牵系着社会的良心，也与公信力休戚相关。公益组织的资金源自社会捐献，理应建立比私营企业更为严格的财务公开制度，做到公开会计账目、全程可追溯、实时可查可归责。大数据与AI技术方兴未艾，做到这些并不困难。既然“监管不严不实”，杭师大官方的通报又语焉不详，公检法机关就有必要及时介入，查明事实真相并向社会公布，该处罚就处罚，还社会一个真相。

在小汽车、公交车和步行之外，还存在着庞大人群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这些需求，不应该被无视。解决电动自行车争议，关键在电动自行车外，应该以更多元的交通工具，丰富对出行需求的供给，新国标也应该与其他政策配合，兼顾民生需求与安全治理，满足最大人群的最大利益。

税女士并不符合当年的报考条件，能够报考成功，恐怕是弄虚作假的结果。任何人不能因为错误的行为而受益。她的成人高考成绩和此后的大专学习经历和大专学历，当然也不应该被承认。

“开诚布公”既是古代道德伦理，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榜谕告示”在古代就代表着严肃庄重的大事，遑论现代社会。这起事件里的涉事机构，往小了说只是玩忽职守，往大了说则不无违法犯罪的嫌疑。“最忙五人组”不应只是一出外界笑谈的网络插曲，相关部门对“欺世盗名”背后的腐败绝不可以轻轻放过。

屡屡出现的中小学生“运动性猝死”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敲响了风险警钟。各级学校与教育部门应推出更全面的举措，完善事先预防与事中响应的风险管控机制，减少悲剧的发生，让未成年人在更安全的环境里强身健体。

饭圈群体“舆论连坐”与“恶意构陷”的行为已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被无辜波及的第三方个人和企业有权声张自身权利，相关公共部门也有必要拿出举措，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简化维权程序，让受害者可以有更便捷的渠道获得司法救济，同时加大精神损害赔偿力度，加重对侮辱诽谤者的处罚，对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饭圈文化制造的“链式连坐”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