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考察的危险性、刺激性，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任何科学成就的取得，很难一帆风顺，往往与危险交存。越是艰险的地方，科学家往往奋勇争先。”景爱回顾沙漠考古的经历时说，“我想人生的价值即在于此。”

哈佛教授普克纳的《文化的故事》写于美国的“文化战争”期间。他说，“人们把左翼与右翼对立起来。但我也注意到，某些左翼和右翼人士的立场，在基于群体身份和财产的文化观上基本一致：右翼想加倍增强西方文化，而左翼想保护少数族裔文化。这两种立场都反对文化流通，反对文化融合。右翼认为这是对西方文化的淡化；左翼则认为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挪用。” 普克纳表示，在他对AI的探索中，校长反馈“马基雅维利”聊天机器人在协助管理上“非常管用”，编辑反馈“蒙田”机器人跟他之前三年的心理咨询比“更有帮助”……但普克纳认为，并非所有AI与人的协作都起到积极作用。大型语言模型过于讨好用户，“我们正试图创造一个能真正辩论的对话机器人。也许，我们需要一点点对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观众讨厌“中年偶像剧”，讨厌的不只是它们只见奇情框架、不见剧情逻辑的玛丽苏叙事，更是它们对真人、真情实感的一味远离

东西方文化如何在这两座城市交融共生？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金惠珍的小说中，弥漫着“贫穷”和“困难”的氛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不安”——仿佛再多做一点、多得到一点就能摆脱。在她看来，许多困境并非源于物质匮乏，而是精神上难以填补的空白。许多角色活成了社会主流认可的模样，内心却充满漂浮和失落。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无力感，最终指向对生存意义的追问。 “人活着不可能不受伤害，也会在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我关心的是，人遇到了伤害后，怎么治愈、恢复、包容。在不同的境遇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伤害。”

它在美学层面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的某种不属于当下的厚重质感

“你总觉得他会一直演下去，永远演下去”

在吴存存开设的硕士课程“性别、性爱与传统中国通俗文学”上，学生的表现让她觉得“他们如此坦率，而且完全能够正视社会生活和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和性爱的问题。” 在吴存存看来，性别与性爱问题是研究和理解中国通俗文学的一个关键点。她也关注性别、性爱问题中的社会阶层因素，指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士大夫所写的情爱故事之外，还应该重视对传统社会中平民所创作和阅读的俗文学中的性别和性爱观念的研究。“今天读历史，不仅要听到那些唱得响亮的高音和中音，更重要的是辨别出那些不够清楚或响亮的背景音乐，去理解这些模糊的背景音乐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