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本地户籍或居住证”的限制，本质乃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也即优先照顾本地人的就业。但问题在于，本地人的就业意向，未必就能满足当地网约车司机的就业缺口，这就抑制了服务供给。

“围”已然成了某些领域里常见的行为模式：以“人为制造稀缺”的方式改变供需关系，依托信息差从中牟利。

租车行业甚至形成一种“不靠租金挣钱，而是靠保险费、赔偿挣钱”的“商业模式”。

放烟花是历史悠久而又有着深厚民意基础的传统民俗，各地政府应在程序合法、精准施策的基础上，允许社会大众延续这项喜闻乐见的活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重要的是严格执法。公安机关在违法行为被发现后，就应及时介入，对违法养犬的犬主依法处罚；缓解犬主与邻居之间的矛盾，把因不文明养犬带来的隐患消灭在第一时间。依法治犬管犬并非针对犬主，而是对犬主的赋权，“惟规矩予人自由”。

目前的一些高校存在教学质量下降、管理模式混乱的弊病。面对新兴产业与就业市场的反向冲击，各级高校应该做的是有效应对、挤掉脂肪，改进教学质量，改革课程专业，而不是抱残守缺，为了办学而办学，进而巧立名目乱收费，把高校办成了文凭超市，甚而是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超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及时介入调查，查明事件真相，给学生家长一个交代。

这一事件，已经不仅仅是收藏家后人与南京博物院就几件藏品而生的纠纷，而是关乎公共博物馆公信力与声誉的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已经危及了公众对文物捐赠的信心。博物馆应该如何对待受赠的藏品，如果鉴定为伪又该如何处置，是否应该归还捐赠者，都应该有更明晰的规范。

北京同仁堂集团不应对旗下公司的管理如此松懈，任由他们抹黑“北京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

编制并不等于铁饭碗，更不是失德的挡箭牌。对于师德有亏的一些有编制的教师，该解聘的就要解聘，该停职的停职，消除“编制铁饭碗”带来的高溢价，对这些“躺平”乃至“你奈我何”的教师就是个威慑。

对不同收入水平的阶层，增收方法应有所不同。对收入更高的中产阶层，可通过减税增加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对很多单人工作家庭，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对于中低收入者，可通过发放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等，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这些政策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增加，会拉动供给，供给增加，会创造更多岗位，劳动者有了就业保障，又会愿意更多消费，从而形成正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