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和纪实，本来就是人心里的两种热情，它们都指向真实，但要知道其实它们都是残缺的真实，不同之处只在于，小说作者和小说爱好者对此种残缺了然于心，而非虚构作者和读者往往会忽视这一点。 激发读者想去了解和去爱一个人，这也是伊夫林·沃的小说乃至于任何好小说之所以迷人的根源。这本小说是虚构文学不可能被非虚构作品替代的最好证明，小说家引领我们穿越时空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导游，那是天使的方式。

作为一位女性作者，阿措对女性处境的体察尤为贴肤、直接。它来自观看、来自经验，也来自一种不回避身体与现实的写作勇气。这种粗粝的真实感构成了小说最具有生命力的瞬间。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蚂蚁意象，构成了一个极具辨识度的隐喻：沿着白线攀爬的蚁群密密匝匝，近看时竟仿佛都长着人的面孔，个体在系统中努力向上，却随时可能被挤落、被踩踏，甚至消失在视野之外。这种对当代竞争状态的直观呈现，夹杂着焦虑、悔恨与迟疑的集体心理，令每一个经历过近代改革浪潮的人都心有余悸。

诗和世界平等，诗人不需和世界剑拔弩张，更不需臣服世界。梁秉钧的诗超然于外，又返入其中，和世界嘘寒问暖。 地球上的人可以奢侈地哭，但他们狭隘的心浪费了悲悯的能力。或者正是这种激动，更让我们感受到其后她书写那个在宇航员入睡后兀自变迁的地球时，所得到的强大的静力是如此充满感召，充满救赎。

小说以黄河晋陕大峡谷开篇，浩荡河水拉开故事的宏大序幕，以天地、生灵、古塔、树木、河流等自然意象和气韵，将传统与现代、天地与世情融为一体，晕染勾勒出一幅斑斓馥郁、灵秀传神的当代“山居图”。 作家近年的创作越来越深入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以一部又一部的好作品，诠释何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向自己熟悉的生活更深处去开掘”的内涵。

什么是普通的好人？也许他们有一些善良，也能够给予爱，但是这样的爱都是红尘小爱，纵然葆树为人坐牢这件事已经超越了常人之爱的规模，但他需要回报，不能回报则心生怨恨，说明了这仍然是一种凡人之爱。葆树的疾病里有美云的罪孽，同样也有自己的怨念。 普通人哪怕秉持最良好的意愿，彼此深爱和互相给予，仍然不能保证在关系中必然建立幸福。创作者因为悲悯，对于这个世界的苦难更有洞察力。它以叙事告诉大家：凡人的小爱不足以承担生命的重负。

人都很难面对自己。男人喜欢扮演英雄、爱吹牛。女人呢？虽然近几十年来她们解放了，但还会有人告诉我：男生对她们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婚姻或伙伴关系上失败了，她们仍然会主张：遇到下一个男人，一切都会好转。真的吗？

这就是文艺路，无论街道上怎么车水马龙、引车卖浆，在两岸那些相对陈旧的院落中，总会飘出秦声秦韵、话剧、京腔的声声吟诵、唱和与叩问。也会有唢呐、胡琴、板鼓和西洋竖琴、圆号、架子鼓的立体交响。他们永远都在外面制造着有关那块土地上文化创造的“巨大响动”，但文艺路至今仍是西安最朴素、低调的一条街道。

我们在泥黄大河下游的阿拜村附近，发现了大象留下的脚印，闻到大象气味，坐船一路追踪，在近中游的河岸看见了啃食苇草的珍贵濒危动物婆罗洲矮象，一对母子和一头公象。小汽艇返归途中，身后忽传来大象的嘶鸣，震彻丛林，似在告别。 我要说的是那之后的“读象”，随意外“遇象”而来的一场意外阅读。

“爱林泉”1999年成立，至今已二十六个年头，意指喜爱我的霞迷像泉水一样汇集在一起，源源不断。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笑话，还有自己的暗号。每一个暗号都有故事，这些故事全是从我们的谈话资料中得来，到现在已是第十七代了。 于是“行行行行行”成了我们的暗号。问：“行行”，答：“行行行”。

苏童以其民间性的叙事底蕴与深沉的文化反思意识，为文学保存了一份独属于江南的叙事气韵与文化记忆，成就了在时代湍流中的悲悯“还乡”。 《山水》以半个世纪的家国变迁为宏大景深，以“车轮”滚动的流变轨迹为叙事轴心，完成了对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辩证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