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销理财产品“是一套严密的制度体系，而非简单的产品搬运”。 针对没有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尽管各地监管政策尺度不一，但银行自营理财业务压缩的趋势不会掉头。 缺失理财业务，财富管理就无从谈起，银行只能退回传统存贷款中介定位。

2293只权益类基金七年收益翻倍者为1118只，占比近五成；1284只权益类基金十年收益为负者仅41只。 七年和十年收益率排名榜上，排名的两端，是十倍与腰斩的极大差距。 长跑胜者中，不以基金公司规模论英雄，亦不以单只基金规模论英雄。但仅一只基金规模超200亿元。这说明单只超大基金操作难度较大。 收益率后十名的基金几乎共享一组标签：中小基金公司、频繁换帅、基金规模“迷你”、策略不断颠覆。

政策的出台往往“事出有因”。此前，行业内存在诸多不规范操作。如业绩基准选择性展示，净值表现好时大力宣扬，反之则不予公示。 把静态数值、区间型业绩基准改为指数挂钩公式化定价，既化解了被动调降基准的尴尬处境，也使信披新规对业绩基准披露的连贯性要求得以落地。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单凭记忆“吃透”某只指数的编制规则和内涵，几乎难以实现。业绩基准变为指数后，有客户表示“完全看不懂”。 理财产品不能从过去的唯预期收益率，又转向另一个极端唯超额收益。

巨灾风险低频、高损。一年没有大灾，赔付支出少，并不说明保险公司“赚得不合理”；一年发生大灾，赔款远超当年保费，也不等于制度失灵。 从全国到各省份试点，基本由首席承保人牵头，多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机制，再通过再保险机构进一步分散风险。 普通财险面对单车、单房、单企业，巨灾险则面对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同一灾因下的大面积损失，定价难度远高于普通财险。 如果单纯依靠历史数据积累来厘定保费，等待时间太长；在全球变暖趋势下，早年数据与近年数据所服从的概率分布也可能不同，科学可比性下降。因此，费率厘定更应基于巨灾模型。

原来分散在担保费、服务费和会员费等方面的隐性成本，将被迫合并计入年化利率并公开展示。这将对长期依靠“拆分收费”而变相突破24%红线的机构形成挤压效应，短期内确实可能倒逼部分产品价格下探。 新规要求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本质是打开一个“黑箱”。它规范的是信息披露方式，而非直接压低价格本身。 贷款人对合作机构管理将更为严格，对营销获客、担保增信等合作机构的合规审查与日常管理将进一步收紧，对违规违约行为及时纠正，情节严重者将依约终止合作、依法追偿损失。 个性化定价的自由和成本披露的透明度并不天然冲突，冲突更多来自部分机构主观上不愿把这条边界划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