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用极低的资金成本，做更广的覆盖，包揽了近九成新增普惠贷款。 如何避免陷入靠利差硬扛的局面，是大行下一步的挑战。对照全行业净息差水平，国有大行2.8%—2.9%的普惠利率意味着单户利差已被挤压得极其微薄。 国有大行强力的下沉优势，对股份制银行产生了最直接的“挤出效应”。 若继续依赖“人工尽调+线下审批”，高昂的单户成本及较高风险之下，普惠金融难在利差窄缝中存活。

四家国有大行虽然绿色信贷增速放缓，但仍占据约七成的绿色信贷存量，更贡献了四分之三增量，只是业务节奏与发力侧重点已呈现差异化。 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绿色信贷保持高增速，但小基数效应与集中度风险更为显眼。 大行把巨量资金投向能持续回款的重大项目，地方机构在特定区域内沉淀产业服务能力。 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底层重合。

交易总额和信贷余额两项最能还原业务本貌，这与侧重于刻画客群规模的发卡量指标存在深层差异。 国有大行虽手握海量基础客群，但非独占鳌头。高分区，股份制银行相当强势。 收缩并非每一个个体的全貌，其中不乏正在逆势扩张且经营稳健的突围者。 作为信用卡行走江湖的“独门武器”，权益投放早已无法复刻行业肇始期粗放补贴、大肆铺张的打法，正走向精细投放。

整体而言，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大行的分差有所缩小。 部分大行相当部分资源集中于产业链链主企业或大型拟上市龙头身上。如何覆盖更多处于成长期甚至早期的硬科技中小企业，考验着各家大行内部组织架构的敏捷度。 “垒大户”和同质化竞价现象时有发生。银行管理层需要在“让利实体经济”与“保持可持续专业经营能力”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种子期、孵化期、早期中试阶段的硬科技企业，尤其是掌握颠覆性技术但尚无产品销售收入的实验室初创项目，仍缺乏适配资金。这种供需错位的根源在于银行面对的风险收益不对称。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金融有很多的批判性。今天看来，我们对金融的理解是片面的。它更大的作用在于跟科技结合、跟创新结合，支撑科技强大和国家强盛。 金融体系、金融发展模式，没有所谓的“最优”，只有“最适配”。它要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民族特点相匹配，脱离这些条件去谈“最优”，是没有意义的。但“适配”不是一成不变。 金融学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其他模式为补充”的等级化叙事，开始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 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提醒全球：金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非存款AUM（资产管理规模，下同）占比均值走高。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将存款转换成理财等非负债金融资产的能力增强，财富管理渗透力整体提升。通俗而言，在银行的助推下，居民更愿意配置金融资产，而非高度依赖存款。 股份制银行的财富管理渗透力显著高于其他类型银行。 越来越多的银行变革考核指标体系和方向：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已由过往“以产品为中心”过渡至“以客户为中心”。 金字塔尖的私人银行客户及其资产仍处于上升通道，但信托类业务落地存在现实难点。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金融“红线”之下，金融业获客逻辑正从“流量争夺”转向“产品与服务质量比拼”。 除数据测评和问卷调查两大维度外，11位权威专家“背对背”测评金融机构。 各子项研究结果将于10月起陆续发布。